七十三、定都問題難衆生

    尼國二年十月，元城城牆上，我正在向北瞭望。

    正式建立王畿後，我一直沒把“元城”更名爲“尼都”，衆人紛紛猜測原因，佘向純的意見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可——元城位置太偏，過於靠北接近大神山戰線，離敵人近，離南部的侯國遠，國王陛下一定是想在現有領地的中央修築一座新城，哦，很有可能是位置優越、風景秀美的雁湖一帶。

    元乙按捺不住問過我一次，我笑了笑，沒搭理他。

    後來，佘向純拉着嚴青眼、首寶柱一塊來問我，我才告訴他們：“猜的也不能說全錯，是想要修新城，但不在雁湖，而在——元城旁邊！”

    三人明顯很吃驚：這地兒這麼偏，適合定都嗎？

    我問：誰說國都必須建在領土中心的？

    的確，絕大多數人一想到國土和國都，腦中就會形成思維定式——國都被四周的土地包圍在中央，所有地區抵達國都的距離之和最短，有利於國家治理。

    這個理念不能說錯，也比較適用於小國。但一旦國家變大，出現了揮之不去的“中央與地方之爭”的世紀難題，尤其是外部有強敵時，定都國土中央便成了一劑“毒藥”——以華夏大地爲例，首都坐鎮中央，邊境屯兵以備外敵。這是明朝以前歷朝歷代的做法，然而，邊境屯備重兵，雖能禦侮，但卻埋下了邊將造反、武人作亂從而傾覆國家的隱患，而不屯重兵，又有外敵入侵、江山傾覆之虞。尤其是唐、宋兩個大一統王朝，受此兩難抉擇，並最終因爲偏向一面而倒塌。

    唐朝溫暖多雨的全球暖季的到來和持續，造就了輝煌絢爛的大唐，但也催生了一個怪胎——吐蕃帝國，整個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個青藏高原大國，也是全球唯一一個極高原帝國（海拔超過3000米的大國）。全球暖季使高山冰雪加速溶解，令青藏高原也出現了強權，這導致平滅突厥消弭了北方邊患的唐朝，西南方向又出現了新的邊患，而且更難平定（因爲需要仰攻，參見哥舒翰攻拔石堡城之戰）。唐朝充分汲取前朝五胡亂華、南北朝的教訓，應對北方新獨立的突厥人和回紇人、契丹人的威脅，加上新出現的高原威脅不遺餘力。因此，唐朝在中央坐鎮關中平原的同時，不得不在西域（安西、北庭）、甘肅（河西、隴右）、長城一帶（朔方、河東、范陽、平盧）等地設置權利巨大的節度使，以防備隨時可能的入侵。最後的結局大家都知道，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叛亂，而唐軍在內地設置的軍鎮由於承平日久，戰鬥力極低，即使在名將（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的統帥下，也未能阻止安史叛軍攻入長安，開啓藩鎮割據、武人專政、殺人盈野的亂世之門。

    宋朝通過平定武人專政的高潮——五代十國而建立，因此，充分吸取了前朝的教訓，除了高度防範武人手中的權力之外，宋朝還採取了“守內虛外”政策，規定全國至少一半的精銳武力（禁軍）需常駐首都，而邊境和地方所留駐軍數量、質量都不足，導致有宋一朝邊患嚴重，對遼國、西夏外交政策疲軟，最終被新興的女真金國攻陷。而且，“守內虛外”的政策也並不能真正做到確保中央無虞（只是宋朝歷史上沒發生），北宋後期，爲防備西夏而興起的西軍戰鬥力強悍，而留守國都汴梁的禁軍雖人數衆多，卻武備廢弛，從大家耳熟能詳的“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等稱號就能看出來。女真人兵臨汴梁城之時，“八十萬”禁軍幾乎無一能戰，竟要指望一個算命的騙子跳大神以退敵，釀成靖康之難，二帝被擄，北方半壁丟失，並埋下了最終亡於蒙古的伏筆。可以看出，即使無女真人入侵，西軍的勢力也會逐漸超過中央，使邊鎮之亂的隱患重新出現。

    唐宋已經把兩種雷都趟了一遍，還有第三種辦法嗎？重兵軍事集團是放在首都還是邊境？這成了困擾大明太祖朱元璋的一大難題，建國之初就要爲自家的王朝選擇一種死法。朱元璋沒有想出來，他選擇了逃避，將重兵集團集中在國都南京，將精銳部隊佈置在北方邊境，由藩王們統帶——首先，亡天下的禍事絕不能再出現第二次；其次，你們要打就打吧，誰贏了天下還是我家的（滅哈哈哈）。其實這個雷晉朝司馬家也趟過，結果把整個華夏炸得七零八落，但朱元璋仍然選擇了這個辦法來逃避終極選擇，也可以推測出他內心的極度糾結吧。

    朱元璋的願望破滅的太快了，第二任皇帝朱允炆繼位即開始削藩，要先解決西晉崩塌和五胡亂華的隱患（那個中央和邊境的矛盾問題朱允炆都沒工夫琢磨了，長城一線的叔叔們太可怕了），結果燕王靖難成功，朱元璋設計的模型徹底流產。從靖難之役也可以看出，承平日久的中央軍的確很難是百戰邊軍的對手，即使人數、裝備有優勢也不行，李景隆率軍動輒五十萬、六十萬人，面對燕軍照樣是陷入苦戰最終失敗。結合上兩段闡述過的宋朝後期西軍興起、禁軍廢弛的情況也能看出這一點。

    朱棣登上了皇位，擺在他面前的又是這道送命題——困擾歷朝歷代君主、讓他英武不可一世的父親選擇逃避的問題——到底守邊還是守內。這一次，上天終於選對了坐在皇位上的那個人。

    相信在某個寂靜的夜晚，盯着地圖的朱棣目光注視着帝國版圖中央的國都南京，以及自己曾經奮戰過的邊城北平時，會突然開悟，明白自己和歷代先賢都陷入了一個思維定式的邏輯陷阱——國都一定要定在國土中央嘛？

    首都……邊境……首都……邊境……

    一切的緣起都是首都和邊境分離導致的！

    一定要分離嗎？

    終極解決辦法新鮮出爐，那就是——把國都搬到邊境去。

    困擾華夏大地千餘年的難題迎刃而解，今後，國家的重兵集團只需要部署在一個地方——首都，對內鎮撫地方，對外抗擊強敵。武裝集團在天子腳下的首都可以得到充足供應，對國家也更有歸屬感（作爲天子親兵的榮譽感），而外敵（主要是北方之敵）一旦入侵，首先要面對的就是最精銳的、供應最充足、人數最多、忠誠度高的中央軍的迎頭痛擊。

    這個辦法，半輩子都在南方打仗的明太祖朱元璋不可能想出來，坐鎮繁華之地的宋朝國君不可能想出來，逮誰滅誰的戰神唐太宗李世民也不可能想出來，非得是坐鎮北方長城邊鎮、多次打垮蒙古人，隨後南下登上皇位的朱棣才可能明白這個道理和邏輯。

    自此之後，“天子守國門”成了明朝的既定國策，大明歷代君主都矢志不渝地貫徹了成祖皇帝這一條祖訓，徹底脫離溫柔之鄉，在北方乾旱的苦寒之地守護着華夏的芸芸衆生。明帝既可以率大軍五次出塞打擊敵人，也可以易裝偷着上戰場並親手殺死一個敵兵；即使是皇帝被擄走，或者京師被圍困，也絕不遷都（提出動議的人甚至屈辱得要改名）。最終，在帝國日落之時，皇帝至死不離京師，成爲自商紂王自焚以來華夏唯一自殺殉國的君主，用性命完成了“天子守國門”的囑託。

    “天子守國門”的國策爆發了巨大的威力。在該國策守護下，據不完全統計，從1420年遷都北平到1628年崇禎朝以前200餘年裏，大明約有1/3的核心國土從未遭受過大、中規模戰火侵襲（大概是現在的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未遭受倭患的地區，以及湖北、湖南全部和四川、雲南大部），有1/3的核心國土僅遭受過一次戰火襲擾（大概是現在的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部分地區（遭受倭患），山東和山西大部（劉六劉七之亂），江西（寧王之亂），四川、雲南小部（楊應龍之亂））。長年和平穩定的發展，使這些地區的資本積累能夠達到一個十分恐怖的狀態——農業設施完備、工商業興盛、貨幣流通健康。因此，在最發達的江南地區，即今江蘇、安徽、浙江等地，能夠在人口大爆炸、工商業繁盛的明朝中葉誕生資本主義的小業主生產方式（可參見《醒世恆言·施閏澤灘闕遇友》、《喻世明言·汪信之一死救全家》等，當然，這個萌芽能不能最終發展成真正的資本主義，學術界紛爭不斷，本書不討論），爲我國迎接近代大航海時代的全球競爭奠定了良好的人口、經濟、理念基礎。

    而且，該國策最大的意義在於，皇帝和中央基本可以從“中央和地方之爭”這個千年困擾中掙脫出來（當然也要配合科舉制的完備），一心一意地應對外部挑戰。最終國家亡於小冰河時期造成的大規模減產引起的流民潮以及女真人南下，發展歷程被強行掐斷，並未搭上近代高速發展的工業時期，也只能歸於天意了。

    在強大的經濟基礎和相對穩定的政局支持下，明朝成爲了大一統王朝中“有效統一時間”最長的王朝，超過230年（靖難之役結束到崇禎朝前期）。

    鑑於此，我決定，效仿“先賢”（幾萬年後的）天子守國門，將“尼都”暫定於重兵陳列的大神山一線，把藩鎮之禍和亡天下之禍的禍根徹底掐死在原始時期。而當前的元城規模過小，還是木製城牆，作爲國都並不入我的“法眼”。隨着佘大堅團隊用黏土成功燒製了青磚，修築新尼都的方案與其他利在千秋的大工程提上了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