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文正公》

    慶曆三年，約一千年前的北宋時期，第四位皇帝趙禎的第六個年號期間，發生了一件沸沸揚揚的濫用官府錢財案，錢財數量並不是很多，此案後來經查實，款項的使用大部分符合規定要求，也即府錢的使用並不會構成貪腐問題，但是這件事主角滕宗諒一時慌神，聽聞朝廷派員調查此事後，怕牽連無辜竟將公款使用的賬本燒掉，於是此事一波三折，反而坐實了滕宗諒的過錯。此案原本只是小事件，對此案主角滕宗諒影響不大，可燒燬賬本行徑使得他成爲衆矢之的，好在范仲淹及歐陽修等人幫忙辯護，降官一級處理先貶爲地方知府（州級地方行政長官）再職位貶半級未知州，但是這個事情被御史中丞王拱辰不斷的彈劾，於是慶曆四年春貶至嶽州，今湖南嶽陽一帶。總體而言，滕宗諒犯錯被貶，或許滕宗諒深知自己有錯在先，故在嶽州任職後不計個人榮辱得失，勤政爲民，修築防洪長堤和重修岳陽樓，後因治理地方頗有成績而調任江南重鎮蘇州任知州。重修岳陽樓後，滕宗諒深知自己的過錯給正在推行慶曆新政的好友范仲淹帶來不利影響，於是邀請范仲淹爲之作文以記之，這便是范仲淹名篇散文《岳陽樓記》的歷史背景。

    《岳陽樓記》是學生時代必須全文背誦的篇目，其中的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依然記憶猶新，尤其是後世讚不絕口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充分詮釋范仲淹廁身士林而鞠躬盡瘁的最佳說明。重修岳陽樓期間，改革力度頗大的的慶曆新政如火如荼的開展，但是擴大相權，嚴密考覈，減少恩蔭及官員數量（力求控制冗官冗兵等）讓很多既得利益惶恐頗有意見，針對新政的攻訐不斷。新政期間，支持范仲淹的歐陽修不適宜的發表散文《朋黨論》，於是指摘范仲淹朋黨的議論興起，頂不住壓力的范仲淹借以防秋的名義出朝。離開朝廷巡視地方的范仲淹並未讓新政的反對聲偃旗息鼓，而是愈加激烈，頂不住壓力的范仲淹索性請求外任地方，庸常的仁宗皇帝順勢罷免了范仲淹參知政事之職。參知政事是廟堂上的副相，相當於今日的國務院副總理，當時的首相爲北宋著名詞人晏殊，雖晏殊與范仲淹交好，但晏殊是個重自身名利的求穩政客，並未積極正面支持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倒勸范仲淹改革動作不宜過大。

    范仲淹任職地方後，力推新政的樞密院副使富弼，被政敵構陷而惶恐不安，學范仲淹遠離朝堂到地方上任職，同年九月，他那和稀泥的岳父晏殊也遭到彈劾被罷去首相職，隨後慶曆新政便宣告失敗。范仲淹在《岳陽樓記》的留作時間爲“時六年九月十五日”，也即范仲淹遠離朝堂一年多後，因此文中的“遷客騷人”有意是指范仲淹和滕宗諒等人，但是他堅持嘗試求仁古人之心，不管是身處朝廷還是外任地方，都秉承士大夫憂國憂民的崇高精神。慶曆新政固然失敗告終，但作爲評價范仲淹的一大功績是受到後世認可的，尤其對二十多年後的熙寧變法（也王安石變法）有直接影響，歷史總是有很多匪夷所思的地方，慶曆新政的積極推動者富弼、歐陽修和韓琦等人，卻吊詭的都走到了王安石變法的反對面。

    古文經典《左傳》有一段話，是士林階層最高的理想，謂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即簡言之的立德立功立言等三不朽理念。縱觀中國幾千年歷史，三不朽理念的歷史名人，范仲淹算是挨近這個理念的代表人物，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好比其三不朽之一中的立言，他繼承和發展儒家正統教育思想，任職地方時大力興辦教育並獎掖後進，他在西北戍邊時，曾教導著名的理學家和教育家張載成才，後者有立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雖然這樣的話太過虛無縹緲，但也是立言存後世指引士大夫努力靠近。三不朽其二的立功，作爲北宋名臣，推行新政便是立功之一，再者他在江蘇修建海堰（范公堤仍有遺址），蘇州治水和賑災濟民等方面功績記錄史冊，其次更爲重要的功績是鎮守西北邊境，守衛邊境穩定維護和平，也就是邊塞任上，他創作了宋詞少有的邊塞詞。

    三不朽以立德爲首，是士大夫最高的理想，但是立德是抽象的理想概念，並不像立功和立言一般可以量化和具體化。德組詞時，常有道德、品德、美德、德行等，可見主要是指人的品行操守，引申爲有道德的賢明之人，如果從這些層面去理解的話，范仲淹可及之，他逝世後諡號文正，後經屢次加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楚國公，特贈魏國公，相繼從事於孔廟及歷代帝王廟，足以證明受到士林及儒家傳統的高度認可。據瞭解，德字在五行上爲火，有火旺的寓意，寓意人意志堅定，可依靠自身的努力取得成功從而聲名遠播，《岳陽樓記》足以讓范仲淹聲名遠播至今，尤其是學習他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至今爲止，國內尚有多處紀念范仲淹的產物。出將入相的范仲淹也算是歷史上的文武雙絕，正如北宋著名詩人黃庭堅說到，範文正公，當時文武第一人，後世對他的評價幾乎一邊倒的正面，多是稱頌他是國之良人，可見能謂之立德。

    德，按現代理念來劃分，有公德與私德之別，公德則是對國家與社會，私德則是對家庭及個人品行，公德大體爲熱愛國家與奉獻社會之類，私德爲修身養性和滋養家庭。通常來講，私德應遠遠重要於公德，公德會隨時代和個人境遇而有不同的評判標準尺寸，而且有時候與意識形態和立場有關，私德多與人性相關且具有恆久性，但凡是人就要面對修身和齊家的問題，儒家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立德的要素，而修身和齊家擺放在治國平天下之情，可見修私德爲先，私德基礎上自有公德的提升。論私德，范仲淹是值得景仰的榜樣，他開創的範氏義莊惠及後世子孫超八百載，這個義莊的運作模式，用我們現代的金融術語來說，就是豪門大戶設立的家族基金，可見范仲淹的智慧超前。範氏義莊這個家族基金儘管不復存在，但是它的優良經驗和做法依然是值得汲取的，它的舊址在上世紀創辦了新式學校崇範中學，後又更名爲景範中學，寓意尊崇和景仰範文正公之意。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中學課本必背誦的名言，也算是范仲淹立言的代表，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范仲淹更爲宏闊胸懷的表現，充分展示了其儒家士大夫精神的風貌。《岳陽樓記》是范仲淹散文中的名篇，也是因爲這篇文章，很多人方能知曉范仲淹，儘管歷史上范仲淹的確是值得欣賞的人，但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人們能熟悉的歷史名人極其有限，若不是這篇傳頌的名篇，哪怕他是“文正公”，儘管做到了三不朽，最終也是逃不了歷史的湮沒。較范仲淹晚出生半個世紀的蘇軾，歷史知名度遠勝過範，這得益於蘇軾的文學成就和詩詞作品廣爲流傳，其次在詩詞國度的背景下，唐之李白和宋之蘇軾及蘇東坡之名，在所學的文史知識及考試要求中，猶如幽靈般存在，不熟悉他們都難，再者，李白和蘇軾一樣，很多經典名句傳誦甚廣，猶如蘇軾的名句“春宵一刻值千金”和“天涯何處無芳草”，但凡年輕過的人，對這些語句必是有所耳聞，足以文學經典可有效提高知名度。范仲淹雖不及李白蘇軾般深入中國民衆腦海中，但是也不乏優秀的作品存世，上面提到他曾創作過宋詞中少有的邊塞詞，代表作主要爲《漁家傲·秋思》和《蘇幕遮·懷舊》，是范仲淹在西北立功期間創作的。

    在推行新政外，范仲淹的立功主要體現在西北戍邊履歷上，從范仲淹的仕途歷程來看，他是典型的文臣而非武將，由於宋代借鑑唐代藩鎮割據導致中央政府逐漸式微的歷史經驗，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之後，逐漸使用文臣領將的軍事體制，因此宋代自第三位皇帝宋真宗以來的軍事行動幾乎是文臣充任主帥，甚至在宋徽宗時期，任用內廷的宦官擔任軍事主帥。文臣爲帥，狹隘的講便是所謂的重文輕武，這種說法是狹隘的認知，任何時代，爲帥不代表要衝鋒陷陣，而多是運籌帷幄之才，如果主帥衝鋒陷陣的話，萬一遭遇不測，反而不利於軍事行動，好比三個臭裨將頂個諸葛亮，裨將可以領兵衝鋒陷陣，而諸葛亮不能。硬說重文輕武，也沒有錯，幾乎任何時代都是重文輕武，常言之文武而非武文，評價歷史人物時也多先講文後述武，從語言論角度可知，文先於武。更爲關鍵的是，文重要於武的層面還體現在社會治理乃至國家治理層面，文側重於全方位，而武只是其中一環，放置個人身上亦是如此，武可體現在身體素質及力量上面，文則是文化修養素質及腦袋智慧方面，身體素質強固然很重要，好比人們十多年求學成長過程都是學文爲主兼顧武，能影響到人上升到一定層次定是其文化素質及腦袋智慧而非身體素質，不過從辯證的角度上看，身體素質好亦是建立腦袋智慧的基礎。

    還是俗語“國家有難思良將，人到中年想子孫”所言甚是，武將發揮關鍵作用的時候多是國難亂世，因爲亂世需要靠武力征伐而達到重新穩定的局面，因此可以看到，古典中國王朝時期的開創者，多有領兵武將的履歷，但是治世時期，凡是對外戰爭抑或抵禦侵略，武將地位都將大不如前，哪怕是唐朝的藩鎮割據時代抑或民國的軍閥時期，節度使或軍閥也多是文臣履歷多過戎馬生涯，武將華麗變身成爲文臣常見，而文臣轉向武將則不易。重文輕武抑或文必先於武，不僅是歷史傳統，更是世界通行的做法，武將壓倒文臣的時候，不僅容易滋生軍事政變甚至演變爲軍國主義，因此歷朝歷代壓制武將坐大是通行的做法，好比今日的國家軍事體制一樣，地方的軍方首腦在地位級別上面都低於地方行政長官，甚至受地方長官節制。宋代爲了避免重蹈藩鎮割據的覆轍，也的確壓制了武將地位，甚至使得文臣一度瞧不起武將，在宋代最爲典型的例子便是宋代名將狄青，狄青是范仲淹獎掖提拔的邊將，後平叛有功被宋仁宗擢升爲樞密院副使，後再晉升爲樞密使，大致相當於主官國防的國務委員，位列宰輔，然而他的武將身份備受文臣的責難，甚至曾經攜手共進的文臣之友們，也認爲武將出身的他不該躋身廟堂高位，最後爲了保全名聲而被罷免宰輔之職任地方。

    宋代是否重文輕武是值得研究考證的課題，因爲宋代對外戰爭上屢處下風就怪罪於輕武，是妄斷下的結論，更何況爲了保證政權穩固，任何朝廷都不敢怠慢軍備建設和軍事將領的培養，近現代高科技的發展，率先使用大多先投入軍需領域，足以說明輕武是個僞命題，而重文則是人類普遍的，猶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重文在宋朝倒是出名的，其實它的本質是重視士大夫建設，並且宋代進一步完善了科舉取士制度，據說宋代士大夫待遇爲歷朝歷代之冠，據看電視劇《清平樂》中范仲淹推行慶曆新政的說法，大致推算下，范仲淹任參知政事時的年俸祿大約相當於能養三百之家，其真實性有待考證，如果說副相實打實的年俸能養三百之家，對於農業時代的宋朝，高薪是無疑的。再說到范仲淹設立的範氏義莊，首批經費的用途便是購置一千畝良田，這麼多良田都得需要靠他多年的俸祿積攥下來，還有義莊的運營經費，總而言之，范仲淹的個人成就有很大一方面是處於幸運的時代。

    再幸運的時代，也會有很多小插曲，范仲淹被派往西北鎮守邊境，的確也是宋代經濟發達而軍備疲弱所造成的，首先宋朝是在五代十國藩鎮割據基礎上建立的王朝，部分領土如南唐和後蜀等則是通過武力征服獲得，有些則是臣服或者認宋朝爲宗主國的形式存在，位於宋朝疆域的西北方向的西夏政權（今西北甘肅青海等地）便是如此。西夏政權的起源是晚唐時期的藩鎮節度使，其歷代軍事首腦都臣服中原政權，直到宋仁宗時期，西夏政局變化後，突然向宋朝表示不再稱臣還大舉進兵邊境，便是歷史書上提及的宋夏戰爭。宋朝征服南唐、南漢及後蜀等割據政權尚可，但是面對北方的遼國和西夏，則是敗北居多，《楊家將》的故事取自宋真宗時期，它說明宋代對北用兵方面處於下風，沒辦法的宋真宗有次還被臣下脅迫親征，從而在大名府（今北京一帶）與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被後世戲稱爲花錢買和平。面對西夏政權的突然變卦和進犯，宋仁宗原本通過武力迫使西夏臣服，殊不知宋軍表現不盡如人意，敗多勝少，范仲淹便是這樣背景下被派往西北的。

    范仲淹在西北立功，並不是通過指揮軍隊打勝仗使得西夏臣服，而是強化自身的防禦措施，通過外交及經濟手段促使西夏繼續向宋朝稱臣。范仲淹到西北任職時，宋軍已經吃過一次震驚朝野的大敗仗，爲一雪前恥的宋仁宗，命令陝西各路討伐西夏，而范仲淹則上疏建議加強邊防守備，徐徐漸進再圖之。當時西北邊防的第一長官是曾擔任過宋仁宗老師的安撫使夏竦，范仲淹及韓琦爲副手分別駐守不同的地方，夏竦和韓琦輕敵出兵西夏，不過遭遇慘敗，受牽連的范仲淹也被降職，但是仍然鎮守西北，夏竦和韓琦則是難辭其咎而被調離西北。後來，西夏再次大舉進犯，宋軍再次大敗，或許是范仲淹的幸運，西夏大軍在范仲淹前，則未能取得軍事上的勝利。范仲淹在西北任上，有一件事情受到朝廷的責難，私自與西夏政權取得聯系，就尋求和平進行桌面下談判，後來西夏首領請求議和，西夏效仿遼國要求宋朝花錢買和平，而西夏恢復以前向宋朝稱臣的外交政策。花錢買和平政策利弊暫且不論，倘若軍事上不敵人家，能夠花錢買和平不失爲良策，猶如漢代多次採用和親政策促使邊境安寧一個道理。

    提及范仲淹，多言之範文正公及北宋名臣，殊不知他亦是文學家，留有幾首值得欣賞的詩詞，他的詩詞放置浩瀚的詩詞典籍中，的確是不顯山露水，不過就范仲淹的輝煌事蹟而言，他的佳作着實也應該細細品味一番，尤其是他西北時創作的邊塞詞。他曾創作過一首五言絕句《江上漁者》，是他看到底層百姓不容易時的感慨之作，殊不知底層百姓的不容易，有一部分原因是范仲淹等士大夫階層待遇太好造成的。幾千年的農耕文化背景，基層農民的生計向來艱辛，進入工業文明時期，底層百姓的生活依然艱辛，科技的進步並沒有完全消除絕對貧困，而相對貧困是永恆的存在的，身居高位的范仲淹能創作出關懷底層百姓的詩作，頗爲值得讚賞，把底層人民的艱辛生活當回事，這乃是爲政者品德高尚情操之所在。他的邊塞詞《漁家傲·秋思》，同樣具備相似的情懷，具有反戰意識，希望通過和平手段邊境爭端，正所謂戰端一開死傷難料，不可輕言戰爭，倘若能通過經濟措施和外交手段獲得邊境和平，固然最佳，這樣的思想貫穿他在西北任上，當然也是宋軍處於下風的無奈之舉。

    《漁家傲·秋思》

    （宋）范仲淹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

    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

    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這首詞是作者身處邊塞軍營中的感懷之作，題目中的秋思兩字表明，作品描寫邊塞將士對家鄉深深地思念之情。詞的上闕描寫邊塞秋冬時節的遼闊荒廖，秋天來臨之際，邊塞風景開始與內地的大不相同，大雁飛回南方的衡陽都不帶點留戀之意，軍營裏的號角聲吹起，周圍的戰鬥聲也將隨之而來，層巒疊嶂綿綿數千裏，落日時分，長煙映照下，孤零零的城門緊閉，勾勒出蕭瑟悲壯的邊塞風景圖。詞的下闕抒發了邊塞將士們的愁緒和作者憂國的情懷，暢飲一杯濁酒，不由自主的想起萬里之外的親人，然後邊塞戰事未平，功不成名不就，致使歸途幾時尚無法預料，遠方羌笛的悠揚歌聲傳至早已經開始結滿雪霜的軍營，夜不能寐，操持軍計的將軍們都愁白頭了，戍邊將士因在夜裏思念親人而流淚，形象生動鮮明的呈現出邊疆將士們艱苦生活情景。

    詞作“四面邊聲連角起”和“長煙落日孤城閉”的感觸，若非身處邊塞，恐難以寫出此等語句，濁酒一杯，羌管悠悠，若非與邊疆將士一起生活過，創作詩詞時恐難有此類感悟。這首宋詞相比盛唐邊塞詩而言，是持悲觀態度的，有點靡靡之音的感覺，尤其是其尾句“將軍白髮征夫淚”備受當時的爭議，朝廷的臺諫們以此對作者提出批評，彈劾他身爲邊境長官，不合時宜的發出消極之辭。儘管范仲淹對戰爭持消極看法，但並未影響其爲君憂的情懷，積極防禦整頓軍備並提攜後輩，提攜後起之秀狄青將軍，抵禦西夏的進犯取得了關鍵作用，後來宋仁宗因范仲淹戍邊有功，促進宋夏之間議和談判，使得邊境穩定而被提攜爲樞密院副使，相當於主官軍事的主要官員，不足一年再升任副相（參知政事），開啓了他推動慶曆新政之功。

    范仲淹在戍邊的時候，與同僚爲官的韓琦共同抵禦西夏，與韓琦的積極進取不同，韓琦年輕氣盛並且有強烈的建功立業之心，在主動進攻西夏時損兵折將，范仲淹老成穩重，採取積極的守勢並主張和談，軍事角逐後的形勢證明，范仲淹的策略是適宜的。宋朝承襲割據的五代十國而來，原本屬於唐朝的疆土很多都未能收復，西夏國土就是典型的唐朝邊塞區域的疆土，宋代文人缺乏邊塞的經歷，巧婦難爲無米之炊，故宋朝詞人比較少講述邊塞的詩詞作品，在對抗西夏的范仲淹尚能感受下邊塞的滋味，故創作宋代人難得的邊塞詩詞。李唐時期盛產邊塞詩，是因爲很多仕途中的文人經常出入邊塞，猶如唐朝詩人王維見識過沙漠的蒼涼景象，方能寫出“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岑參經歷過胡天八月飛雪，方能寫出千樹萬樹梨花開之詩句，而宋朝詞人少有邊境的生活經歷，故少有經典邊塞詩詞，而范仲淹的這首《漁家傲·秋思》無人爭鋒而上位。范仲淹的作品存世不多，但多值得一讀，邊塞詩詞中尚有一首《蘇幕遮·懷舊》值得欣賞一番，同樣是主持防禦西夏的軍事長官任上創作的。

    《蘇幕遮·懷舊》

    （宋）范仲淹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

    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

    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

    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一般而言，很多文人的代表作都是他們處於逆境或被貶路上創作的，可見瞭解作者的創作背景是理解詩詞的核心，而范仲淹這首詞的背景便是作者經歷邊塞生活場景，《蘇幕遮》這闕詞創作背景及時間與《漁家傲》差不多，皆是面對西夏戰事的感懷之作。這闕詞的上片通過一系列秋景的鋪設，一切景語皆情語，作者將天地山水鏈接的方式描繪出一幅秋天的畫卷，打破了蕭瑟秋景的慣用寫法，轉寫秋天的遼闊美景，更好的反襯自身的秋思心緒，秋天的景色描述的越濃烈，越能烘托出自己的愁腸相思淚。但凡優秀的作品，流芳的文學，其創作者幾乎都處於境遇的低迷期，甚至面臨困境，這樣的背景容易催生蒼勁悲涼的情懷，但是范仲淹的邊塞詞，缺乏作者心境低迷的影響，作品卻頗有流傳度，多半源於范仲淹成功的人生，整個人生的成功使得他的作品也隨之流傳甚廣，因此要想讓自己的作品聞名於世，自身的成功至關重要。

    西北邊事安寧之後，范仲淹入朝被擢升爲宰輔成員，不久又被宋仁宗授予參知政事，要求推行新政以力求逆轉宋朝冗兵冗員冗費情況，即歷史上提及的三冗問題，這個三冗問題歷朝歷代發展到一定階段皆有。推行新政的另個導火索，是宋朝軍隊在西北邊境上的慘況，自宋仁宗父親與遼國達成《澶淵之盟》後，承繼和平盛世的宋仁宗，哪裏知曉宋朝軍隊面對西夏都屢次失利，朝廷上也有發出需改革的呼聲，於是選擇范仲淹以副相的身份主持改革。然而改革才一年有餘邊戛然而止，這爲幾十年後的宋神宗授意下的王安石變法奠定基礎，同樣的是王安石主持變法期間也是副相職位，不同的是，范仲淹未能榮登首相繼續推行新政，而王安石最後榮升首相強勢推行變法，當然這離不開年輕氣盛的宋神宗的支持，而授意范仲淹主持變法的宋仁宗則是老好人，一旦發現改革觸動大，就動搖了叫停新政，叫停還不算，接二連三的把新政人員剔去地方任職，用息事寧人的方式平息紛爭，所以宋仁宗在很多人眼裏，是庸常之君，只是他出生的時代好，成就了他一代仁君的聲譽。侄孫子宋神宗則不一樣，較爲堅定的支持變法，在王安石兩次罷相後，不得已從幕後指揮走向行政前臺，親自指揮變法，謂之元豐改制，據歷史研究者的觀點看，說宋神宗從幕後的身份走向前臺的舉動，慢慢使得中國慢慢加強了君權從而削弱了相權。

    從范仲淹的兩首詩詞來看，不及蘇辛的豪放，不至柳永的婉約，介於兩者之間，《漁家傲》偏豪放，《蘇幕遮》偏婉約，對後來的宋詞發展有不小的影響。范仲淹與婉約派詞人晏殊、歐陽修和柳永等人是同一時期的，其中與歐陽修一起在晏殊的領導下主持“慶曆新政”，除柳永外，其它幾人都曾廁身宰輔，相當於今日國務院副總理以上級別的官職，由此可知，大部分我們所熟悉的文學家，其背後都是享有高官厚祿的背景，這也是他們的作品得以流傳於世的一個重要原因。提及詞人晏殊，會說他太平宰相，這同樣適用於范仲淹，可稱他爲太平副相，不過晏殊是個重自身名利而求安穩的，而范仲淹猶如他寫的《靈烏賦》中所言“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個在朝憂民在野憂君的士大夫。他另有一個小事故值得一提，便是“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的典故，這個典故出自他地方任職時，一位下屬提交的自薦信，貌似巧妙的告訴范仲淹，把遠在外面的能人賢才忽略了，范仲淹讀到這兩句後，瞬間明白人家的意思，後來提拔了這兩句詩的作者，後來這兩句慢慢流傳開來，形容要想獲得晉升，向有提拔權的領導靠近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