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二十二章 熒光燈

    北洋政府對德宣戰後，李諭順勢接管了藥廠全部的產業，唐紹儀和梁啓超在中間沒少幫忙。

    唐紹儀此刻沒什麼官職在身，純屬一身輕。

    梁啓超則是因爲當了北洋政府財政部部長後才發現接手的是最燙手的一個山芋。

    整個民國時期，財政一直一塌糊塗。在這個任上，你想做點事，門都沒有，只能中飽私囊。

    後來的宋子文和孔祥熙就是典型代表。四大家族裏，宋家非常強，但宋子文這個人卻並不貪，或者說他已經不需要貪。宋子文又很懂經濟學，這讓他和老蔣之間很難對付，因爲老蔣總給他出“難題”，導致宋子文辭職好幾次。

    孔祥熙接了宋子文的班後，幹了什麼就不用多說了。

    梁啓超更是屬於想做點事的，他上任後發現了一個契機：由於北洋政府對德宣戰，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庚子賠款自然不用還了。協約國如英法也都同意延緩五年支付，這樣每年就省下一千三百多萬銀圓。

    換言之，北洋政府每年相當於多了一千三百多萬財政收入（歐洲銀行團控制着鹽稅和關稅，的確可以說成是收入）。

    梁啓超想趁此良機進行幣制改革。不過嘛，這事壓根做不成。

    更蛋疼的是，減免賠款後，北洋政府的財政仍然吃緊，還是需要借款。

    關於借款，梁啓超倒是明白不能在日本這一棵樹上綁死。況且日本對中國的市場存在這麼重的依賴，要是讓日本控制了中國的財政，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除了對日借款，梁啓超一直想找其他的借款途徑。要是以前，還有英法比荷等選項，但現在他們打成一鍋粥，根本沒錢給北洋政府貸款。

    只能在美國身上想辦法。

    歷史上，梁啓超曾趕赴美國，試圖說服對中國停止貸款多年之久的美國重新加入銀行團。

    梁啓超知道李諭和美國那邊關係好，關鍵是和大企業有直接往來。就算美國的財政部不借款，大企業家願意出錢也好使，——這時的財閥說話很有分量。

    李諭家中，梁啓超還來專門討了幾盒阿司匹林，他拿着這些小藥瓶說：“最近睡眠越來越不好，精力也開始下降，真是奇了怪。”

    “就是搞仕途導致的。”李諭說。

    梁啓超深有體會，苦澀道：“我一直以爲搞財政沒什麼難的，真幹起來才知道箇中滋味。”

    李諭問：“現在的教育總長還是範源濂？”

    “是他。”梁啓超說。

    李諭拿出一封信：“麻煩任公代爲轉交。”

    “有什麼事情？”

    李諭說：“北洋政府對德宣戰，上海法租界遂以同濟醫工學堂是德國的產業，爲防止德國人利用該校機械制造武器爲由，當衆宣佈解散了學校，並限令師生當日離校。我認爲此舉過於激進，完全可以將學校改成華人董事會辦學，遷到吳淞鎮。”

    梁啓超說：“我知道了，作爲財政總長，新學校的款項一定會幫着批覆。”

    李諭拱手道：“有勞任公。”

    這一屆內閣不少人都是研究系出身，辦事還算靠譜，可惜持續時間特別短，只有幾個月。

    梁啓超走後，李諭便回到自己家中的實驗室，鼓搗新的專利。

    最近李諭的視力出現了一點下降，原因很可能是白熾燈微弱又刺眼的亮光。

    他準備花點時間把熒光燈搞出來，這東西的優點相比白熾燈不要太多。

    熒光燈從原理上就領先白熾燈一個檔次。

    白熾燈是通過把燈絲加熱到兩千度左右的高溫來發光。

    熒光燈則靠低氣壓的汞蒸氣在通電後釋放紫外線，具體點說就是汞原子的電子被激發後，由激發態返回基態時會放出紫外線。人眼當然看不見紫外線，但是燈管上塗了熒光粉，紫外線照射到燈管壁上的熒光粉，就發出了可見光。

    熒光燈能耗很低，只有白熾燈的五分之一，——白熾燈90%的能量都浪費在熱量上了。

    同時，熒光燈的壽命也很長，畢竟白熾燈燈絲要加熱到兩千多度，啥材料也經不住這麼長時間的熱辣滾燙。

    李諭準備先把專利申請下來，其中一些元器件可能還需要通用之類的公司生產，比如啓輝器之類，屆時可以在國內開個分廠，反正這東西技術難度沒那麼大。

    熒光燈只要造出來，絕對大賺特賺。

    二十世紀初的電力供應緊張，很多人爲了省電都不捨得開燈，要是能省那麼多電費，燈管還不容易壞，消費者百分百買單。

    尤其是國內，一個大的發電廠裝機容量只有區區幾萬千瓦，還不如後世一個普普通通的鄉鎮企業，太不夠看。

    對了，多年前愛迪生也弄過熒光燈專利，但他的方向錯了，一直用X射線，而非紫外線，所以沒成功。

    李諭知道愛迪生搞專利有一套，正好繞開了他的專利……

    ——

    幾天後，李諭的大門又被敲響，打開門迎面就是胡適。

    “院士先生，冒昧叨擾！”胡適說，接着介紹身後的一人，“這是我的老鄉兼哥大同學，陶行知。”

    李諭欣喜道：“你們好！快請進。”

    陶行知和胡適都在哥倫比亞大學拜於杜威門下，但兩人的人生軌跡大不相同。

    胡適一直保持一種西方範，主要和社會名流打交道。

    陶行知則不一樣，他的理想是教育普及，着眼於基層及農民教育。

    雖然二者都很重要，但李諭心裏還是更敬佩陶行知先生多幾分，他是真的在用心做好教育事業。

    只是不知爲何，陶行知的名氣相比胡適要小了很大一截。

    “兩位從上海過來？”李諭問。

    陶行知說：“是的，院士先生，我剛在上海待了不足一旬，適之就拉我一同北上。”

    “出國多年，回來感覺如何？”李諭又問。

    陶行知說：“我比適之晚回國幾個月，坐的船剛到日本橫濱時，就突然聽到張勳復辟的消息，所幸沒幾天被壓了下去。然後又到上海，考察了上海周邊，滿目盡是目不識丁之人，便有了做教育而非仕途之心。”

    “何止周邊，就算上海，你看那死寂沉沉的文化界，能強多少？”胡適說，“中國就是不曾以科學精神經世，才產生了種種不如人之處。北大給我發來聘書，讓我當個教書匠，我想改變時局，今後不再是一幫少年人跟着老師傅往故紙堆裏亂鑽，這是最可悲的現狀！”

    在美國留學時，雖然只學了半年工科就改學文科，但胡適一向崇拜科學，只是自己並非搞科學那塊料。他不止一次說過，學自然科學是“活路”，鑽故紙堆是“死路”。

    而現在北大的不少老學究，仍然在堅持不懈地鑽故紙堆，這也是蔡元培極力引進新人想改變的。

    陶行知笑道：“我記得在哥大時，適之說過要二十年不談政治，看來要在文化上發力。”

    胡適說：“政治革新之基礎，是文化的革新，不然都是空中樓閣。”

    李諭說：“你的信心聽起來很足嘛。”

    胡適拿出一本隨身日記，指着最近的一行字說：“這是我在北上時想到的。”

    日記上寫的是英文：“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李諭認識這行字，翻譯成中文是“如今我們回來，你們請看分曉”（胡適後來改譯爲“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要換個樣子了！”），但李諭不知出處。

    陶行知卻知道：“荷馬史詩？”

    “對，出自《伊利亞特》第十八章，它詮釋了我的使命，”胡適說，“我在上海時，沒有看到任何新氣象，專門去了一場上海大舞臺，也仍舊是老演員。這個大舞臺就像中國的縮影，招牌是新的，房子是新的，座位和佈景都是新的，但唱的還是老戲，做戲的還是那幾張老臉。”

    陶行知說：“祝適之兄在北大做個新面孔，一掃文壇濁氣。”

    胡適底氣十足地說：“我一定要讓那些‘桐城妖孽，文選謬種’認識到文學革命之力量。”

    “桐城妖孽，文選謬種”是白話文運動中貶抑文言文的說法，由錢玄同首次使用。

    白話文運動中，錢玄同一直很激進。其實他古文寫得非常好，不輸桐城派，卻堅定支持了白話文。

    陳仲甫、胡適、錢玄同在《新青年》中，將矛頭直接對準舊文學，把桐城派的歸有光等人稱作“十八妖魔”，強力批判桐城和文選兩派。

    “目桐城爲謬種，選學爲妖孽”成了人們的共識。這兩句口號由於指明了文學革命的對象，深受歡迎，所發揮的作用不言而喻。

    李諭笑道：“文壇真是如同鬥獸場，太精彩了！我這邊就沒如此激烈的畫面，最多孔教支持者發幾句不着邊際的批評科學的話，我已懶得回覆。”

    陶行知嘆道：“這幫孔教分子，完全是在敗壞孔老夫子的名聲。”

    “一併擊破就是！”胡適說，“我早就料到會有不明是非之徒，和他們鬥爭，必須堅決。”

    胡適決心真的不小，專門寫過一首《沁園春·誓詩》：“文學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爲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

    胡適想拉上陶行知一起：“行知，你也來北大吧。在哥大時，杜威教授對你的評價甚至超過我。”

    “不能所有人都扎堆吧？我還是返回南方，”陶行知婉拒道，“這次來京城，我還有一件事，要和蔡校長聊一聊成立中華教育改進社的具體細節。”

    陶行知和蔡元培搞的中華教育改進社，主要爲了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收教育權利，推動教育改進。

    ——相當有先見之明。除了李諭這種穿越者，能看到這一點的人屈指可數。

    他們既不像一些人那樣閉門造車、排斥外來文化；也沒有喪失自我、只唯西方文明馬首是瞻。

    李諭留兩人吃了頓飯，他們便一起前往了北大。

    ——

    最近的《新青年》雜誌越發鮮明地主張“科學與民主”兩杆大旗，不時提到李諭大名。

    看了最近幾期後，李諭總感覺差點意思，終於忍不住來到宣武門外南半截衚衕紹興會館旁的補樹書屋。

    這裏是周氏兄弟的住處。

    院內原有一棵大楝樹，被風颳倒，又補種了槐樹，故名“補種書屋”。魯迅後來在《吶喊·自序》中說：“相傳是往昔在院子裏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

    “周老弟，”李諭進門道，“我給你帶了兩條好煙。”

    魯迅訝道：“李諭先生，您怎麼來了？”

    “我來不行嗎？”李諭說，然後向屋裏看了看，“你弟弟不在？”

    魯迅說：“他被北大招爲了歐洲文學史與羅馬文學史的教授，今天正好有課。”

    周作人每週去北大上三學時課，月薪二百四十大洋。

    李諭把《新青年》放在桌上：“你應該看過了，他們雖然倡導白話文，但還沒有幾篇像樣的白話文學能拿出來。”

    “確實，”魯迅說，“大部分還不如院士先生的星戰和異形。”

    “那不是嚴肅文學，純粹是娛樂性，”李諭說，接着問道，“你還在抄古經？”

    魯迅點點頭：“是的。”

    李諭問：“抄那些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用。”魯迅說。

    “那你抄它還有啥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

    魯迅的回答非常魯迅。

    李諭立即說：“所以說嘛，你自己可以寫點文章。”

    魯迅點燃了一支李諭拿來的中華牌香菸，深深品了一口，張口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不久都要悶死，然而從昏睡進入死滅，卻也並不感到死的悲哀。現在若大嚷起來，驚醒了少數幾個人，讓他們承受無可挽救的臨終苦楚，這樣對得起他們嗎？”

    李諭說：“可以想得積極一點，既然有幾個人起來，就不能說一定沒有毀壞鐵屋的希望。現在缺少的，是吶喊之音。”

    魯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已經當差了五六年，多少有點混日子的嫌疑。他再次用力抽了口煙，“好吧，我試着吶喊兩聲，就是不知道寫出來的東西如何，千萬不要投稿無門。”

    他不是第一次提筆作文，但寫白話文確實頭一遭，不知道效果會怎樣。

    李諭又拿出一個盒子，“裏面是上等的派克鋼筆和墨水，送給魯……樹人兄弟用。”

    魯迅看了眼手裏的菸捲：“我覺得還是這個最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