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零九章 華工

    李諭和梁啓超一起拍了張照片，現在李諭很注意隨時拍一張做記錄。

    有了萊卡原型機後拍照方便了不少。上海又建了一座小型光學廠，——就是當初李諭從德國“忽悠”來的，規模雖然不大，但總歸是有了。

    只不過在光線不好的時候，徠卡原型機拍攝照片效果差強人意。

    梁啓超又向李諭要了幾臺無線電報機。

    “任公想在上海做個遠程軍師？”李諭問。

    “正有這個打算，我要把其他幾臺寄到雲南。”梁啓超說。

    “看來您還是覺得光靠紙筆不夠過癮。”李諭說。

    “我恨不得現在就去學開槍！”梁啓超說。

    李諭道：“從軍就不必了。”

    梁啓超非常關心護國軍的情況，整個戰爭期間，他一直實際參與到前線的決策指揮中。

    蔡鍔作爲梁啓超的學生，經常發電報詢問其軍政策略。

    梁啓超沒忘一個關鍵問題：“這東西保密程度高嗎？”

    李諭解釋道：“保密在於加密水平，國內還沒啥截獲電報的機構，只要密碼稍微有一點難度，就不會泄露軍機。”

    梁啓超說：“這樣我就放心了。”

    這段時間梁啓超會住在上海租界中，遠程關注雲南前線。

    護國戰爭整體打得比較順，尤其後來貴州、廣西等地加入後，形勢基本上徹底倒向了護國軍一方。

    再加上一幫北洋高層公開反對袁世凱，老袁同志可謂衆叛親離，山河日下。

    所以沒啥好擔心的。

    李諭還是專心去大同大學開幾場講座。

    最近他聯合一羣學生動手搞了個新專利——鎂光燈。

    就是照相用的閃光燈。

    此前閃光燈用的是鎂粉（同時加有氯酸鉀和硫化銻等做成混合粉末），鎂在通電後，與空氣中的氧氣發生氧化反應，產生強光，照亮被攝體，同時產生大量煙霧，所以早期一直稱呼閃光燈爲鎂光燈。

    黃飛鴻系列電影中，十三姨曾經用這種燈拍過照片，還嚇了黃麒英一跳。

    但它有個讓人很頭疼的問題，就是那團煙霧。

    李諭帶領學生準備開發出閃光燈泡：原理不複雜，就是將鋁和鎂纏繞的燈絲放置在充了氧氣的燈泡中，然後通過電子打火點燃。不僅避免了煙霧，而且小巧方便很多。不過這種燈泡仍然是一次性的，使用完後需要更換。

    但對於一些流動場景，來不及架設笨重的照相機時，小型便攜式相機加便攜式鎂光燈就可以派上用場，所以它只要一經推出，絕對可以把鎂粉徹底替代掉。

    李諭後續把這項專利先註冊在京城，然後再註冊到美國。

    一戰有挺多戰地記者，對閃光燈的需求小不了。

    通過這項專利，能讓學生賺到一些錢（可能會不少），同樣能讓他們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繼續投身於發明創造中。——比搞數理科研簡單一些，也比較有實際意義。

    他們花了一週就完成了實驗，並且做了很多樣品，通過測試挑出最好的配比。

    李諭同他們一起測試時，一名學生找到李諭，詢問道：“校長，我能不能把這項發明帶去法國？”

    “法國？”李諭一時沒反應過來。

    那名學生說：“不久之後我將前往威海衛，與衆多華工共同登上前往法國的輪船。”

    “原來是這樣，”李諭知道一戰華工的事情，“你是作爲翻譯？”

    “是的，”那名學生點點頭，“正好我想去法國學習學習西洋藝術。”

    李諭說：“還沒問你的名字。”

    “我叫郭應麟。”學生說。

    “祝你一切順利，”李諭說，“法國前線堪稱絞肉機，協約國與盟國已經積蓄一整年，馬上就要爆發決戰。”

    郭應麟說：“我們就是做做後勤，不會上前線。”

    “那也要注意安全，子彈不長眼。法國有勤工儉學會，我會給他們發電報，照應好你們，”李諭說，然後直接送給他一部便攜式照相機，“在歐洲時記錄下華工的事蹟。”

    郭應麟雙手接過來：“我本來就想用筆畫下來，如果用相機更加真實。”

    1916年是一戰最血腥的一年，凡爾登絞肉機與索姆河絞肉機都在這一年，法國拼得非常慘，號稱毀掉一代法國人的就是其中的凡爾登戰役。

    這一年後，英軍取代法軍成了西線主力。

    目前雙方在法國前線陳兵四五百萬之巨，都準備一擊擊潰對手。

    而隨着大量青壯年勞動力被徵調上前線，後方的工業、農業、運輸業隨之出現人手嚴重短缺的現象，急需從國外輸入大量勞動力，以維持戰爭和生產、生活的正常運轉。

    北洋政府離不開英美的支持，但又沒有能力參戰，於是樑士詒提出了一個極其精明的外交策略：以工代兵。

    樑士詒這一招挺有智慧，因爲以民國的國力，根本不可能派遣部隊直接參戰，單單後勤費用就拿不出來。如果以工代兵，不僅有實質性作用，解決英法燃眉之急，還容易爲協約國所接受；華工拿英法給的工資，北洋政府不用掏錢，同時能夠獲得戰勝國的種種權利。

    雖然有些理想化，如北洋政府在戰後可享有與英法列強同等之權利，——想想就不可能。但從實踐過程來看，以工代兵的謀略不失爲民國外交的最佳選擇。

    在這一指導策略下，15萬華工奔赴西歐戰場，在一戰史上寫下了光彩照人的一頁。

    這並非華工第一次出洋，此前華工在俄國的成績非常耀眼，可能就是因爲此前的優秀表現，讓英法樂於在中國招募華工。

    按照英法給的合約，華工需要出國工作五年，每天最多工作10小時，可以獲得5法郎日薪，差不多相當於兩塊大洋。

    其中一半用於支付食宿、醫藥，每個工人每天實得2.5法郎，也就是一塊大洋。

    這個收入水平，對於廣大農民來說可以說非常有誘惑力（如果給的少，也沒人願意跑那麼遠，還是交戰區）。

    此時國內的一些在上海、天津等地的高級職員每個月薪水大概四十來元；普通工人辛苦一個月也就十來塊大洋。

    華工大部分在山東招募，民國時期山東發生過好幾起災情，很多人家裏非常困難，所以在被通知後，報名十分踊躍。

    這些華工中大概有4萬受僱於法軍，10萬受僱於英軍，還有1萬此後受僱於美軍，分散在100多個營地工作。

    從後續的表現看，華工相當不錯。他們從事的都是艱苦繁重的工作，如挖掘戰壕、修築工事、野戰救護、戰地通訊、掘埋屍體、清掃地雷、築路架橋、解運糧草、裝卸給養、製造軍火、森林伐木、開採礦山……但凡戰爭所需，華工幾乎無所不往、無所不爲。

    甚至在索姆河戰役，坦克登場後，華工還要修坦克。——最開始英軍不允許外國人接近坦克，畢竟這屬於高級機密。

    但後來他們發現華工修理坦克比英國工人還要快，所以就有了三個華工團專門爲英軍修理坦克。

    華工勤勞勇敢、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的精神很快就得到協約國軍隊一致好評。協約國聯軍總司令法國元帥福熙曾說：“華工是世界一流工人，也是出色士兵的材料。他們在現代炮火下，可以忍受任何艱難，保質保量完成各種任務。”

    此後的巴黎和會三巨頭之一、英國陸軍大臣、首相勞合·喬治，在他的《戰爭回憶錄》中也大讚華工：“華工個個強壯如牛，你會吃驚地發現，有的華工夾起重達三四百磅的一大塊木材或一捆卷鐵板健步如飛，好像這些重物輕如普通石塊一般。”

    衆所周知，一戰是戰壕的戰爭，而華工是挖戰壕的絕對好手。英國外交部有一份報告指出，如果把一個印度人、一個中國人和一個英國人放在一起比較，中國工人挖戰壕的效率是印度人的兩倍，比英國人還高。

    這是英國人自己說的，不是故意抹黑阿三。

    華工大部分不懂英文和法文，所以又挑選了400名充任翻譯的學生。按道理400個翻譯不太夠，但實在找不出更多了。

    好在留法勤工儉學會幫了不少忙，他們在法國協助創建了一些學校，教授華工識字讀書。

    英軍對華工的行動限制極多，與軍事管理無異。英國當局從來不認爲華工與英國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堅持強硬政策，禁止華工與歐洲軍人或平民往來。

    相對於英國人高高在上的種族主義，法國人對華工歧視較少，法軍官對手下的華工態度比較民主，對華工的生活習慣也較爲關切。

    話說還有不少華工和法國女子結了婚，並且很大一部分是法國女人倒追的華工，最後大概有三千人留在了法國，成了早期僑民。

    總之華工不僅爲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爭取到了巨大的談判籌碼，還激發了留法熱情。

    後續留法學生裏可是出了不少超級大人物。

    這些人不同於曾經的留學生，——過去留歐費用高得可怕，留學生大都是富家子弟。

    而一戰後很多留法學生出身沒有那麼富貴，他們大多要勤工儉學，所以深知生活疾苦。一戰也算第一次大規模打破了留歐學生屬於有閒階級的傳統。

    上海學生較多，義務赴法的不少，大同大學便有數十名，李諭自然支持。

    他對郭應麟說：“你告訴所有赴法學生，臨走前去校務處每人領取200大洋。此後我會通過留法勤工儉學會定期匯款。”

    郭應麟感激道：“校長不用擔心，那邊會管吃住。”

    李諭說：“我是希望你們再開拓點視野，這些錢肯定用得上。”

    郭應麟不再推辭：“一定不負校長所託。”

    李諭說：“都是自家學生，應該的。”

    幾天後，上海的赴法學生一起聚集到碼頭，準備乘船前往威海衛。

    他們會與華工一起先乘船前往溫哥華，然後乘火車到達美洲東海岸，繼而坐船去法國。

    雖然經過蘇伊士運河抵達法國馬賽也是條重要航線，但是地中海早就被德國潛艇封鎖，非常危險。

    碼頭上，李諭親自前往送行，還見到了任職於威海衛華務司的莊士敦。

    “李諭先生，我們又見面了。”莊士敦打招呼道。

    李諭同他握了握手：“莊老師，你好。”

    莊士敦說：“老師？”

    李諭說：“老師是個尊稱。”

    “感謝您的尊敬，”莊士敦說，“總不會李諭先生也要親赴歐洲？”

    李諭說：“我不懂軍事，更不擅長彈道計算。”

    莊士敦說：“此前您可是在北洋的學校教授過測繪學。”

    李諭沒想到他連這個都知道，於是說：“理論與實際差得太多了，而且我更多偏向於數學方面的教學，其實關鍵是我不會爲外國軍隊效力。”

    “先生不去最好，”莊士敦說，“從傳回的訊息看，那裏已經成了人間地獄。前線部隊損失非常慘重，此前與泰坦尼克號一起建造的幾艘大船，如不列顛尼克號、毛里塔尼亞號遊輪全部被軍隊徵用爲醫療船。我從私人渠道獲悉，船上的很多傷兵情況十分慘，大量需要截肢。”

    這時候的截肢手術不用再多形容。

    李諭說：“真正的噩夢只怕還沒有到來。”

    莊士敦也憂心忡忡：“德國一點沒有敗退的意思，不知道戰爭何時結束。”

    李諭說：“如今護國軍與北洋軍也打了起來，很多事情不能做得盡善盡美，希望英方能夠對華工和學生友善一些。”

    莊士敦說：“先生不用對此擔心，前線需要的是強壯健康的工人，他們不會受苦，畢竟不是百年前的奴隸貿易。只不過長達一個多月的旅途會有大部分時間漂在海上，暈船難以避免。”

    實際上路途中由於疾病和德國潛艇的攻擊，還是死了三千餘人。

    華工的事蹟非常可歌可泣，一戰後，大約有11萬服務於英法的華工歷經磨難，最終回國與家人團聚。

    未回國的3萬多人中，有近兩萬死於戰火或疾病，其中有名有姓的1874名華工的屍骸，埋葬在歐洲的69座公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