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四十六章 爆發

    輪船駛過太平洋，抵達上海，迎接的有胡適、蔣夢麟等人。

    和其他剛來上海的老外一樣，逛了一圈後，杜威對李諭說：“上海很像紐約，這些西式建築讓我恍惚間以爲沒有離開美國。街道的佈局以及如此衆多的繁榮店面，除了面孔大多是亞洲人，與美國的海濱城市並沒有太多不同。”

    李諭說：“所以才說大上海嘛，整個亞洲首屈一指。”

    胡適則說：“先生，我們在大同大學佈置好了演講臺，兩位請過去吧。”

    杜威問：“我不會中文，直接用英文演講可以嗎？”

    胡適說：“肯定不會有問題。”

    此時的季節還沒有太過炎熱，聽衆熱情十分高。

    李諭聳聳肩：“中國一直有自己的特色，與西方大不相同。”

    杜威說：“確實，貴國學習外國經驗，也必須根據本國的國情需要。我有很多中國學生，從他們身上就能體會到，中國的教育，模仿於日本，同時又借鑑了德國，但似乎一直不懂得如何確定一國教育的宗旨和制度。應該根據國家的需要，考察國民的現狀，精心制定。胡亂模仿他國，太容易失敗。

    李諭說：“肯定是學校裏出事了。”

    杜威思索了一會兒說：“我們歐美之人，只知道知之爲難，未聞行之爲難。”

    在上海又會見了一些文化界名流後，時間已經到了五月二日，《晨報》發出梁啓超的電報，山雨欲來風滿樓。

    杜威笑道：“李諭院士更有中國人的中庸特點，不喜偏激。”

    李諭說：“走吧，我也想去。”

    抵達前門後，負責京城治安的步軍統領和京師警備廳的吳炳湘立刻上來與學生交涉。

    “我明白大家義憤填膺，在此我只能再說一次，學生終歸是以學習爲目的，要是能夠以更加智慧的愛國精神表達政治觀點，採取政治行動，將更有效果，同時能保護自己。

    “而在面對山東問題時，他卻又義憤填膺，絲毫不讓。

    杜威問道：“李諭院士，你怎麼看待？”

    杜威說：“即便談政治，我一個哲學教授也談不了多少，何況還是貴國的政治。”

    會場打出了“科學權威代替傳統權威”口號，這是新文化運動者很喜歡的一句。

    “但若是加上足夠的智慧，那麼火藥可以變成槍彈，水汽可以轉動機械。效果翻了數倍！

    “你我都是學界中人，就應當以智慧的方式，將社會上各個方面組成得像先進的機器一樣，每個零件互相配合，發揮出極大效用。而一旦拆散開，就成了廢鐵。所以必須有正當的團體，互相幫助，才能達到最好的目的……”

    李諭笑道：“裏面養了鯉魚，如果杜威先生帶回美國，恐怕會有點破壞生態平衡。”

    幾人隨即往學校趕。

    “不都是魚嘛！”杜威並不在乎。畢竟這時候還沒有太多物種入侵的概念，“而且能不能活着帶到美國都不好說，實在不行我放進去幾條密西西比河中的魚。”

    曹家自然被打了個稀巴爛，有人突然掏出打火機，點燃了曹宅。

    孫先生人生相當波折，尤其是革命道路上。

    李諭等人來到校門口，正好看見蔡元培與幾名學生代表商量。

    “……”

    杜威說：“先生請講。”

    “只要不太兇，又好養就可以。”李諭說。

    “還有，我專門乘坐了上海的人力車，路上發現一個行人被撞倒，看樣子受了骨折之類的傷，但其他行人卻不予理睬，最後是路過的巡警將傷者送往了醫院。

    李諭對杜威說：“走吧，我們去北京看看，那裏現在是風暴眼。”

    門口有很多警察，知道學生的訴求後，這些警察也不再阻止，任由他們弄開了曹汝霖家的大門。

    杜威同意說：“北京有幾所我很感興趣的大學，而且蔡元培先生多次發電讓我去一趟北大。”

    當晚北大的三千學生就幾乎被點燃，當即決定發動遊行。

    ——

    “從這些小事中，讓我覺得中國人有一種緣於心理習慣的冷漠。

    這些錢是上個月學生們募捐的，用來付發往巴黎的電報費，沒想到省下來這麼多。

    不過在大庭廣衆講這種揭短的事，確實讓一個外國人來說比較合適。

    “因爲一切模仿都只能學到表面的形式，不能得到核心的精神。現在各國都在改良教育，等模仿成功後，他們又早已暗中把舊制度改變了。這樣就會永遠落後。”

    “不管什麼權威，都不應該過分看重，我們應該追求的是實際的認知和效度。

    此時的北大在二環裏，距離東交民巷並不遠。

    杜威其實並不擅長演講，而且有些不修邊幅，穿着很隨意，好在講的內容不錯。

    說完，他們繼續前行。

    反正這兩者沒有絕對的對錯，經常被當成辯論題目。

    杜威站上臺後，慢悠悠地說：

    幾名學生代表大都是響噹噹的人物：如傅斯年、羅家倫等。

    “我明白，但在美國，只要拿出一個外形，很多人就如癡如醉。即便有意境，他們也體會不到，”杜威說，然後指着假山、魚池說，“我最滿意的就是這個。”

    蔡元培嘆道：“先生說的話我都明白，但您瞭解學生，不見得瞭解安福系。”

    接下來嗎，就是火燒趙家樓。

    然後人羣中不知道誰喊了一句“去趙家樓示威”！

    於是學生們調轉方向，高喊着“我們去除國賊”，向東交民巷附近的曹汝霖家行去。

    學生涌了進去，曹汝霖比較機靈，見勢頭不妙藏了起來，沒被發現。

    “那可真是有看頭了。”

    一名姓張的學生領袖說：“示威遊行勢在必行，校長事先本不知道，現在不必再管，請校長回辦公室去吧。”

    “我知道中國人一直拼命學習西方，要改變現狀，對此我十分欣賞。

    好嘛，不愧搞哲學的，杜威真的敢說。

    在火車站，胡適奇怪道：“蔡校長怎麼沒來？”

    孫先生說：“我看了報道，知道杜威先生秉持的是實用主義哲學，正好有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想與您探討一下。”

    警察老大都放行了，學生們於是繼續高呼着“還我青島”“廢除二十一條”“懲辦賣國賊”“誓死不承認合約”的口號，打着幾面巨大的五色國旗，浩浩蕩蕩向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走去。

    學生領袖之一傅斯年對吳炳湘說：“我們今天到公使館，不過是表現我們愛國的意思，一切行動定會保持謹慎，老前輩可以放心。”

    “而我要特別告訴諸位，現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於精神文化，中國人若想從西方得到啓示，就得從這一點着眼，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

    “我在船上就知道，孫先生的提議爲五族共和，在政治理念上是非常高明的一招，現在也的確做到了，怎麼有人仍保持曾經清朝的觀念？

    當晚，杜威住在李諭的豫園中，他對這種傳統中國園林簡直愛瘋了，恨不得以後也在美國建一個。

    蔡元培個頭不高，於是站在一個石墩上，對他們說：“示威遊行並不能扭轉時局！北大向來提倡學術自由，爲守舊人物和政府所厭惡，被他們視爲鼓吹異端邪說的洪水猛獸，現在同學們再出校遊行，如果鬧出事來，予人口實，北大受到的摧殘就更大了！”

    “對此我非常震驚，我曾特意詢問一個路人，問他對日本人佔領滿洲的看法，他卻神色自若地回答我，‘哦，那是滿洲人的事兒。’

    不過最終大部分學生還是不能進入使館區。

    趙家樓是曹汝霖的家，滿洲王府式的大平房，源自明代大學士趙貞吉的故居，所以稱爲“趙家樓”。

    迅哥對國人冷漠的認知肯定要更加深刻，但他是通過文學作品來闡述，形式不太一樣。迅哥的方法屬於韌勁強、後勁大、持續時間更長的。

    ——

    胡適在學生中看到了自己的得意門生傅斯年，雖然知道他很有領導才能，不過生怕惹出事：“帶着憤怒情緒的遊行很容易愈演愈烈，我們跟上去！”

    傅斯年有些蒙圈，還想說兩句，但聲音已經聽不見。

    杜威說：“是的，我知道這很難，我也僅僅是提出一點理念上的想法，至於具體怎麼做，我就沒法建議了。就像您說的，知難行易。”

    “本人現在潛心學問，這次來也只是爲此。”孫先生說。

    而一旦到達某個層次，需要探尋未知的事物時，便是“知難行易”了。

    羅家倫等幾個學生代表先進去，找了美國公使，美國人知道學生目標是日本使館，甚至誇讚了幾句。

    隨後的演講則是李諭，他不得不提一個關鍵問題：

    “最近我去了趟巴黎，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很多事情，雖然最終結果沒出來，但情況非常不容樂觀。

    杜威說：“我想去看看遊行，可以嗎？”

    吳炳湘在北京城這麼多年，見了好幾次學生運動，並沒有強烈反對，於是對他們說：“你們去吧，但務必小心，不要弄出國際交涉來，千萬別忘了當年洋人怎麼利用教案事件的。”

    杜威卻對遊行這件事更感興趣：“這是學生們真正意志的表現，既然他們不滿和會，就應該大聲說出來。如果他們的聲音振聾發聵，上層卻默不作聲，才能昭示更多問題。”

    今天上午，他們已開始集合。

    李諭說：“中國園林講究意境，就算貴國現在營造方面更勝一籌，卻絕對玩不明白‘意境’二字，這是中國藝術中最靈魂的東西。”

    而他們本來的計劃是在國恥日5月7日遊行，很多東西沒有準備，只好連夜拿出存在學生銀行的三百多大洋置辦了三千多面旗幟以及橫幅。

    即杜威認同“知難行易”。

    孫先生深以爲意：“我有同樣的感慨，知難行易，知難行易啊！現在的中國，就是找不到一條康莊大道，不知道該怎麼走下去。”

    其實在普通人看來，確實是“知易行難”，因爲你總能找到成功者指引的路。

    兩人抵達北京時，正好就是五月四日。

    不過在使館區毫無疑問又被擋住。

    “我來到中國的時間並不久，但我發現傳統中國文化下的普通人，似乎對國家問題十分冷漠。

    而章宗祥比較胖，而且正好有人認出了他，拉過來就被一頓胖揍。

    李諭說：“中國的古訓長久以來是‘知易行難’，因爲學問大體固定，只是有些人不願採取行動。雖然某種程度上說，知易行難沒有錯，但問題是國人缺少了‘知難行易’的觀點，我認爲二者都應該有。”

    杜威的這番話還是很真誠的。

    李諭和杜威講的，肯定會發在報紙上，讓衆多學生看到，算是比較合時宜。

    次日，孫先生知道杜威來後，也登門造訪。

    李諭幾人來到蔡元培跟前，簡單介紹了杜威後，蔡元培扶了扶眼鏡說：“實在不好意思，今天安排的演講恐怕講不成了。”

    《晨報》發文後，邵飄萍立馬於5月3日在北大舉行了一場報告，彙報了和會關於山東問題的失敗。

    孫先生點頭道：“杜威先生是說，中國的教育家應一方面實地研究本國本地的社會需要，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學說作爲參考，方可以造出一種中國現代的新教育。”

    孫先生說：“關於您的實用主義哲學，在中國有個非常著名的學者，提到了‘知行合一’的觀點，影響了衆多中國的讀書人。想做到知行合一絕非易事，所以後來產生了兩種觀點，知易行難與知難行易。”

    “萬萬不可感情用事，需要有目的、有方法、有決心，那樣才能志之所在，往而必達。否則就是五分鐘熱血，就算可以痛快一時，也會像火藥爆發，轉瞬即滅；又如水汽蒸發，立即消散。

    傅斯年見事已至此，從懷中拿出一本記滿學生代表名字的筆記本，丟進了火海中，然後離去。

    着火警察就必須管了，但大部分學生都散去，只抓住了幾十個學生。

    胡適與杜威看得幾乎呆住，李諭拍拍他們兩人：“該辦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