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39章耕鑿居人有遠心
類別:
歷史軍事
作者:
馬月猴年字數:5558更新時間:24/06/28 20:13:09
斐潛特意不是在平陽侯府,而是到了守山學宮之處來召開這個『見面會』,自然是有他的考量在內的。在平陽侯府內,固然是斐潛的主場,可是官方的味道就太強了一些,而守山學宮從一開始,就有一些學術先鋒的味道。
不管是率先展開的經文研究,還是對於科舉的學宮內大比嘗試,都可以說是船小好掉頭的典型。
斐潛想要展開對於當下這個階段新的理論的闡述和拓展,明顯守山學宮會比青龍寺更加的適合一些。畢竟守山學宮會更純粹一些,青龍寺規模雖然更大,但是也因爲規模太大,混雜的人更多,心思什麼的也就更加的複雜,難以把握。
從春秋末戰國初開始,因爲周朝的制度已經『崩壞』,導致百家爭鳴,其目的一方面固然是爲了自己的國家諸侯帶鹽,另外一方面也是探尋在周制之後,國家應該往什麼方向上去走。
而很明顯,秦國最終贏了。
秦國的勝利,也導致了在春秋戰國之時的『百家爭鳴』,最終變成了『一鳴』,華夏中央集權大一統制度,成爲被驗證通過,並且強有力的國家制度。
隨後的漢唐就貫徹了這條國家制度路線,直至唐代之時,擴展到了古典封建王朝冷兵器時代的巔峯。
唐朝的騎兵,注意,是在巔峯時期,幾乎是橫掃大漠,震懾邊疆,屠外國滅番邦,便是須臾之間,但很明顯因爲技術的限制,交通的不便,以及制度跟不上等原因,中央大集權制度被迫改成了地方軍政府負責制,而尾大不掉的節度府,也使得從唐中後期一直綿延到了宋明,文官挾制打壓武將就成爲確保皇權穩固的唯一手段,最終導致明末原本應該抵禦外敵的免疫系統,徹底成爲了細菌入侵的溫牀。
同樣,也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從春秋戰國開始,涉及國家制度的研討人數,實際上是在不斷的縮減的,百家爭鳴盛況不再。其主要原因依舊是大一統之後,儒家成爲了核心學派,而儒家對於其他學派的壓制力,也同樣展現在了學術之中。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仁者以財生民,不仁者掠民生財。國制,不可不慎也。制度得宜,則民生有常。制不宜,則如孔子所喟然,猛於虎也。』
嬰幼兒存活率極低的年代,再沒有比添丁增口更讓人高興的事情了。
當然,拋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單純談空中樓閣明顯是在耍流氓,但是同樣的,如果完全不顧基層百姓的死活,只想着在統治階級內部進行調整和改革,利益的騰挪,清末的制憲鬧劇就是最好的榜樣。
『夫國之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也,必須審時度勢,因俗施宜。故古之聖王,所以能興國者,以其知道也。使之合天地之道,百姓之心,然後可以長久矣。』
就像是孔子,在春秋戰國時期,他絕對是諸子百家當中的領頭羊人物,那個彷彿被老天爺砸了一下的天坑腦門上,絕對閃耀着常人難以匹敵的智慧之光。
在封建王朝的大一統中央集權的皇權制度和學閥制度之下,華夏古代的封建王朝固然可以在開國之後穩固百年,可也因爲其制度是僅僅代表了極少數統治階級的利益,罔顧了基層民衆的需求,最終導致一代又一代的封建王朝的湮滅。
這個時代,根本不需要那什麼的生育。
可是過了百年呢?
千年呢?
是古人不清楚這一點麼?
顯然不是。
可問題是除了『天授君權』之外,他們還有什麼『法寶』來維持自己統治的『合理性』?
自然是咬死牙關,絕對不可能承認賤民才是國家根基,只能一味的強調精英才是國家的未來……
斐潛緩緩的說道。
『民者,士農工商也。不偏不倚,不重不傾,方可如天之四柱,使得江山穩固,八荒靖平。』
而想要打破這個鐐銬,正面爭執顯然是不行的。
『昔之製法者,所以制國用者,必計乎人口之衆寡。蓋人之所從生者,地也;地之所由給者,人也。是以先王尚其本而輕其末,務其大而不責其小。是以生人既多,斯國之用自豐矣。』
凡事自然有利有弊。
只能是潛移默化,溫水煮蛙。
『夫生財之道,莫大於生人。故國未有以人口爲累者,惟恐人之不生也。』
『吾以爲,治國之道,莫大於養民。』、
『今之不然,士農工商,皆有所失,而天下之民,不得其所安。是以流離轉徙,而生人日少,則國用不足矣。』
華夏不是沒有聰明人。
『故民數者,庶事之所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裏,以令貢賦,以造罷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諸位以爲然否?』
斐潛點了點頭,又補充說道,『此乃守山明堂,以論定高下,無關貴賤職權,諸位可暢所欲言,絕不以言論罪之。』
關於人口的議論,其實各個朝代都有。
春秋時期大多鼓勵人口增長。
儒家,黃老家,皆是如此。
但也有不同的觀念者,比如商鞅就理性地看到了人口與土地之間存在着矛盾,強調人與地的對比關係,而且這傢伙還特別注重人口調查,可謂是歷史上組織全國範圍人口調查的第一人。
然後,韓非子則在商鞅的基礎上,進一步地把人口與土地之間的矛盾視爲『民爭』的根源,表示『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然後韓非子也是光有意見沒建議,他有『民爭』的憂慮,說是『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結果另外一方面又主張通過法制來制止『民爭』。
到了唐代的時候,作爲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則表示人口與其相生相養論有密切聯系。韓愈認爲,人們的物質生活不是自給自足的,而是要依靠彼此之間相生相養,如果有人不能用自己的勞動,爲他人提供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則他對社會就是無益的。
依照這種理論基礎,韓愈進一步地將人口將原本的『四民』,按其職業分成了『六民』,並且認爲農、工、商三民是彼此相生相養的,爲社會所需要。然後士是治人者,由別人供養是天經地義的,也是對社會有益的人。而所謂僧、道二民,則不從事農工商等經濟活動,卻需要農工商供養,實質上是一種過剩的人口……
從某個角度上來看,是不是從韓愈的唐代開始,就已經有了『精英』執政的味道?
爲本階級帶鹽麼,人都要恰飯麼,有什麼問題?
可是華夏真正想要強大,是能靠單一的階層麼?
尤其是靠那些所謂『精英』階層?
天寒地凍的,水確實太涼了,但是頭皮麼,還是可以涼快一下,這矛盾麼?
什麼才是『士』?
那是『土』的變形啊!
當然,也不是沒有眼光卓越的『士』,比如元代之時的馬端臨,就是華夏歷史上首次明確提出人口質量問題,並論述了其重要經濟意義的人。他表示,『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爲士,則道問學;及其爲農,則力稼穡;及其爲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
雖然說馬端臨之言,未必沒有借題發揮,抒發心中鬱悶之情,但也是華夏人口思想發展過程當中的一個重要進步,要數量,也要質量,否則那些整天不着調的說一些混賬話的癡呆之士,就算是再多,又能有什麼好作用?
臺下衆人,雖然聽聞斐潛說什麼言者無罪,但是在當下明顯是要以此論來正名的時候,跳出來和斐潛做對顯然並不是什麼好主意,所以即便是斐潛讓衆人暢所欲言,可依舊是沉默一片。
斐潛看了看種劼。
種劼輕輕咳嗽一聲,然後拱手說道:『有百畝之田,所出足以食十人。今有五人焉,其國策之易也,足以養此五士矣。若口增二十,而田之所出,僅足以養十五,雖有經天緯地之才,亦難逃饑饉之苦,甚或餓殍遍野是也。雖有田增之術,然術增之有限,人增之無垠。民增故喜,然田非欲也,若田之不承,故可奈何之?』
斐潛點了點頭,『大祭酒所言甚是。』
『單以農而論,田畝之數有限,而人生之口益增,以有限之田畝產養驟增之人丁,自是不可也。』
『既有此問,理當解之。』
『那麼,何人可解?』斐潛環視一週,溫和笑道,『可是令農自解?畝產定數,口算歲增。故民匿生者,夭折嬰孩,以免口算。』
『故農之困頓,當士以解。』斐潛斬釘截鐵的說道,『然今山東之士,又是如何?唯知稅役而已。』
大漢賦稅粗糙,甚至可以說即便是到了後世,稅收制度依舊不盡如人意。原本應該是起到社會調節和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稅收,結果呢?越有錢的越是逃稅避稅,而越是沒錢的,則是被各個環節當中轉嫁的稅收壓得喘不過氣來。
比如大米立減國的感謝藍莓稅,棉花糖稅,切麪包稅,熱湯稅,雕刻南瓜稅……
至於其他國家麼,嗯,咳咳……
『爲求賦稅口算,必有嚴律。蠹吏上下其手,鄉紳巧奪民脂。』斐潛說道,『非田不足以養人也,乃政不足生民也。故民怨橫生,法令難行。下視上者鄙,上視下者賤,』
『是故,山東之賊,驅民而死,以戰而減口,此乃絕戶之術也,如當下河東之難。』
『常有聞大義之所謂,曰民之重也,然則待其政甚苛,豈非實視其如草芥乎?苟政失其道,民怨沸騰,國將不國。故,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今若有賊,以政之苛,害於百姓,是自絕於天子,自絕於大漢,自絕於天下也!』
沒錯,斐潛不想要再用什麼『清君側,救黎民,扶乾坤』等老掉牙的名義來進行戰爭,也不想要讓自己和老曹同學的爭鬥,淪爲諸侯和諸侯之間的勾心鬥角,變成所謂的圈子競爭。
在斐潛早期,喊一喊這些口號,沒有什麼關係,因爲那個時候大家都這麼喊,如果說斐潛喊一個爲什麼服務的口號,說不得當場就嚇攤一堆人……
而在當下就不一樣了。
很明顯,斐潛需要提出一個和山東道路完全不一樣的方向來,而類似於山東之輩喊的那些大義,斐潛就不能用,就算是勉強用了,也沒有任何的意義。
雖然說對於春秋無義戰,衆人已經有了共識,但是不能說就知道『無義』,便去裝出一副『大義』來掛在臉上。
就像是斐潛所說的那樣,如果單純的將所有封建王朝的矛盾,都指向土地,顯然是不對的。
人和地,本身就是一個纏繞而生的共同體。
因此人口問題,也不是一個單一的獨立的社會問題,而是與資源、環境、經濟發展、文化傳統等相融合的複雜問題。
人口不足或人口過剩,都會將給國家和社會帶來不利影響。
一個國家應該有理想的人口密度和適度的人口規模,這種人口規模和人口密度是與本國土地和自然資源的稟賦、知識技術應用水平、工農業的生產能力、民衆撫養能力都相適應的,是屬於一個動態變化的範疇。
既然是一個動態變化的範疇,就自然需要一個適合的國家制度,去進行調節和干預的。
一個死板的政策,動不動就是祖宗之法,顯然不是什麼好事。
而在此之下,國家制度的優劣,律法的差異,就體現出來了。
在大漢三四百年間,皇帝大臣難道不知道政令賦稅律法等等有問題麼?
知道的,但是既然百姓還沒到鬧騰的地步,因此就沒有必要去修正律法麼,實在不行拉三公出來道個歉,說一聲摩西挖開啊立馬塞恩,也不就算是了事了麼?
確實,只要底層人民在可以活下去的時候,是絕對不會冒着生命的危險去發動農民起義的。所以統治階級的相對反應遲緩,是可以理解的,反正只要沒到最後一步,統治階級多半還覺得可以繼續讓百姓苦一苦,忍一忍。
但華夏整體的社會發展的根本是由華夏廣大的民衆所推動的,而不是由野心家決定的。所謂的『時勢造英雄』,其中的時勢,就是民意,而民意來源於就是最底層民衆最爲渴望的那些事情,那些需求。
也就是說,最底層的百姓的生存狀況,才是最終決定了整個社會是否穩定。當基層百姓生存困難的時候,整個國家自然就是不平穩的,不安定的,這就是爲什麼後世資本主義國家一旦出現了什麼問題,便是立刻給底層民衆發放福利券,以及類似相關舉措的原因。
這是人類在社會性下掩藏的自然性。
畢竟華夏封建王朝之中,可以將人口相對簡單的分爲基層階層和統治階層。
當人口數量增長受到來自於環境抑制的時候,最先也是受抑制最厲害的是基層階層,而統治階層由於擁有豐富的生產生活資料,往往是不受多少影響的。這就使得tong zhi階層的人數比例在總人口數中驟然上升,而統治階級爲了維持至少是之前的生活水平,就會想方設法的增加稅收,而基層階層的交稅負擔就會增大。
華夏既然從春秋就開始高喊以人爲本,仁義道德,那麼此時此刻,何嘗不是將這些喊了許久的『正義』落到實處的一個機會?
即便是斐潛心中清楚,這種『正義』的保質期不能確定,但也終究是好過沒有。
在經過了種劼令狐惠等人,有意或是無意的詢問和烘托,斐潛也就將最後的結論說出……
『夫四民之業,乃國之基石。士以篤學立身,農以耕稼養命,工以技藝成器,商以通貨致富。四者各司其職,相生相養,共濟大漢之繁榮。』
『士者,國之棟也。讀書明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非徒章句之儒,更應致用之才。故士不可不勉於學,以備朝堂社稷所需是也。』
『農者,國之本也。食爲人天,農爲食本。春播秋收,夏耘冬藏,粒粒皆辛苦。農人勤於田疇,使倉廩實而民心安,國運自可長久。』
『工者,國之巧也。匠心獨運,技藝精湛。鍛鐵爲兵,築土爲城,造舟車以利交通。工者之技,不僅爲民生之便,亦爲國家筋骨之強是也。』
『商者,國之脈也。賈以誠信,販以公道。商旅往來,貨物流通,財富匯聚。商者之道,能令四方之物,各得其所,亦使國家富足,血脈通流。』
『四民之業,各有所長,各有所專。時代變遷,物換星移,四民亦當隨時而變,應勢而生。是故,四民之分,乃職責不同,非有上下之別,亦無高低貴賤之分。取子之能,展子之才,以職利民,以能興邦,故爲官者,採四民之所長,通四民之所職,以四民之所制,養四民之所生,以興邦國,以福黎民。』
衆人神態各異,有欣慰者,讚歎者,也有疑慮者,遲疑者,同樣的也有低着頭,似乎不願意讓人看見其表情者。
斐潛停頓了一下,然後繼續說道:
『昔者,堯舜禹湯之世,道德昭顯,仁政流行。爲政之人,以道立身,以德治國,堅守本心,不爲世俗所搖。是以四海之內,風調雨順,萬民安居樂業,和氣融融。』
『是故,執政當守山。山者,性善之所在,天理之根柢。持此心者,可以正己,可以化人,可以安社稷,可以寧百姓。』
『執政當通衢。衢者,天下之往來,八荒之所向。持此意者,心之所至,大漢爲疆,天塹化通途,險峻若平川!』
『執政當有道。道者,不爲利慾動,不爲權勢惑,持此道者,無我無私,公平正直,承前而啓後,鑄千秋功業!』
『然則,守山通衢有道,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需諸君共勉,同心協力,始能臻此天下泰和之境。如是,州郡太平,百姓安樂,四海一家,共享大漢之福!』
『今有賊,失其山,斷其衢,亂其道!驅百姓如豚犬,陷社稷如兒戲!內無統四民之制,外無御戎胡之法!唯知貪奪民賦,苦徵民役,盤踞高位,以害國邦!此乃大漢之禍端!』
『一身禍福,介在毫芒,千古勳名,爭之頃刻!須知順逆有大體,千秋可定名!當此討賊革逆,除惡政,興漢制,定國邦,靖四海八荒!』
『佈告海內,鹹使聞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