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四章 “工運”

    “……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大公。……此段文章，雖爲南雷先生（黃宗羲）數十年前之言，但今日復讀，仍舊震耳發聵呀！”

    在大興府沐川縣（今布里斯班市艾斯比力區）一棟兩進宅院中，一名四十旬的清瘦男子捧着一卷書冊，輕聲誦讀着，還不時轉頭與主人品評兩句。

    “當年太祖皇帝與南雷先生會面時，曾予以高度評價，言及，身爲天下人，當思天下事。而天下之事，莫過於萬民之憂樂。行事要思萬民之憂樂，立身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等後人聞之，欽佩之極呀！”

    “卓兄謬讚了。”黃千人（黃宗羲之孫）嘴上謙虛，但內心深處卻是極爲受用。

    有一個天下知名的祖父，自然是與有榮焉。而他本人也經常在報紙、書刊上發表文章，以爲百姓代言，爲天下蒼生爭取應有之福祉，而名操國內。

    “當年，南雷先生在《留書》中所言，三代以下之法爲帝王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主張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並提出了“有治法而後有治人”的思想命題。觀我齊國發展九十年，所立律法數千上萬條，竭力盡以“天下萬民”爲本，以公開、公正、公平爲總則，以確保天下之民，能爲公法所護，不爲殘政所迫。若是南雷先生泉下有知，當可瞑目矣！”

    “未必盡然吧！”《東部週刊》編纂人呂文棟將手中的茶杯放下，搖頭說道：“我齊國雖然看似律法健全，其精神宗旨亦爲‘天下萬民’之念，但在律令實踐當中，對權貴之家、富豪之人往往太過偏袒，而對‘萬民’又太過苛責。”

    “呂兄，你此番言語，有些太過偏頗了吧。”卓時平苦笑着說道。

    “非也，非也！”呂文棟一邊說着，一邊將几案上的一份《每日政事》拿了起來，嘴角露出譏誚之色，“少樑府稅務稽查引發的工人遊行請願之案，兩日前已經大理寺審判結案，二十餘名帶頭工人皆被判流放殷洲（今北美洲）和黔州（今南非）。試問諸位，那些工人當真有罪嗎？衝撞地方政府？擾亂地方秩序？……可笑至極呀！據悉，那些工人僅聚衆於潯陽縣政府大門之外，根本未闖入官廳，更未有任何打砸行兇行徑，如何會衝撞地方政府？地方官員出面宣慰安撫後，很快便自散去，又何曾擾亂過地方秩序？”

    “……”

    “再看看那些涉案商人又是如何判決的……”呂文棟將報紙翻開，找出那篇有關少樑府的新聞版面，伸手使勁點了點，“蠱惑教唆工人鬧事的十幾名商人，僅五人被判流放，三人被判短期苦役，餘者皆被認定罪責較輕，施以罰款和訓誡而輕輕放過。何也？明眼之人都能從此案中看出，罪魁禍首者乃是那些商人呀！”

    “數千工人集會請願，這般聲勢讓皇家和政府怕了唄！”黃千人說道：“爲了殺一儆百，制止工人再次發生此類聚集遊行之事，政府自當要予以重懲大戒，以警後者。哼，至於那些渾身銅臭的商人，又能成什麼事？”

    “再者而言，全國稅務稽查已行數月，查實脫逃稅款之商人不知凡幾。我等可曾聽聞有商人被判刑罰？一個個無非是追繳稅款，並處以罰款而就此揭過。彼輩商人涉及稅款多者數萬，少者亦有千元，金額不可謂不大，但處罰卻如此之輕。而民間普通百姓若有損害公私財物者，往往不過數十上百元，則動輒被判苦役或者流放，此誠可嘆呀！”呂文棟說道。

    “其實，我齊國跟歷代王朝並無什麼區別，依舊是權貴之家高高在上，卑末小民被踩在腳下。昔年，太祖皇帝曾言，要建立一個大同世界、人人平等的新國度，不過是一句虛妄之念罷了！”黃千人憤然地說道。

    “二位如此譏評當前時政，怕是有些有些憤世嫉俗了吧？”卓時平皺了皺眉，輕聲說道：“目前，國內政治和律法雖有偏頗，對權貴富豪之家也是甚爲優容，但要論及普通百姓所得之惠，不說遠超歷朝歷代，就是在全世界範圍內，也是首屈一指的！以農稅爲例，試問，哪個朝代，哪個國家徵收比例之限，有我齊國之低？”

    “卓兄以爲農稅徵收額度僅爲4%，即爲百姓所得之惠？”呂文棟笑着問道：“但你可知，千年以前的漢朝文景時期，農稅就曾一度降至三十稅一，甚至文帝還採納晁錯之建議，‘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之租’。在隋文帝時期，亦有‘故陳之境內，給復十年，餘州免其年租賦’之例。我齊國富有四海，政府歲入數億，卻仍舊不免農人之稅，所惠何來？”

    “呂兄，你此番言論就是屬於詭論了。”卓時平搖搖頭說道：“不論是漢之文景時期，還是隋文帝之開皇年間，政府頒行減免賦稅，百姓可能獲得幾分實利？而我們齊國，除了正常農稅，可有其他捐派租調？”

    “農稅雖然低至4%，也無歷朝歷代各種捐派雜費，但農人怕是也未從中受惠更多。”呂文棟說道：“觀國內各種農產品價格，較數十年前，可曾有過太多變化？不僅價格未有上漲，反而以稻米、小麥、玉米等主要糧食產品，較四五十年前還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這說明什麼？……是農人收入的普遍降低！若是再加上諸多日常生活用品的價格上漲，農人生活未必有多好過。”

    “好了，好了，二位無需爲農人之困，再行爭論了。”黃千人有些無語了。

    話說，剛纔不是在討論權貴和普通民衆的隔閡對立問題嗎？怎麼話題就歪到農人收入方面來了？

    “若想改變農人之困，工人之厄，我們齊國就必須有人站出來爲他們疾呼，爲他們的利益發聲。”黃千人沉聲說道：“觀內閣朝堂之上，皆爲宦海政客和權貴之家，作爲國之立法機構的敕令院，充斥着皇室成員、王公貴族、致仕官員，以及大量的豪紳商賈。而人數衆多的工農人羣，卻無一代表位列其中。試問，在此番情勢下，政府如何會推進惠及工農之舉，敕令院又如何會頒佈工農保護之律？”

    “說得好！”呂文棟讚道：“當年太祖皇帝曾數度言及，士農工商，四民平等，皆爲國之支柱，不可偏廢。既然士、商可秉政立法，工農亦可爲之！潯陽縣工人集會請願，數千人驟然匯聚，震動國內，此番力量，實爲工人蘊藏強大之源，當可借之，以爲工人張勢。”

    隨着齊國工業化向縱深發展，各種社會問題也隨之產生，引發了一系列新的社會矛盾。

    首先，由於城市化速度過快，許多城市缺乏一定程度上的總體規劃，城市布局也漸顯混亂。城市的交通，供水，居住和衛生條件很差，甚至遠不如剛剛建國時期。部分城市沒有完善的下水道，垃圾和糞便成堆，嚴重污染了居住環境。特別是在工人集中居住的棚戶區、租賃區，不僅生活環境惡劣，治安狀況也十分嚴峻。

    同時，工廠的大量出現導致環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壞。煤的大規模開採和使用產生和釋放大量的煙塵，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和其他有害的污染物，造成了齊國許多城市霧霾嚴重。

    隨着工廠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河流污染也變得十分嚴重，兩個月前，建業城水源污染事件，最終造成一百二十六人死亡，五百餘人不同程度感染腹瀉、嘔吐、消化系統等各種疾病。

    過去四十年間，齊國還發生了三次霍亂，奪去了兩萬多人的生命。霍亂爆發的原因是水污染。而空氣污染等也帶來了多種傳染病的流行，在齊國，肺結核，肺炎，支氣管炎等成爲常見病而且導致了大量的死亡。

    齊國自立國時，通過不斷的移民，再加上國內生育率的高漲，使得國內人口在數十年間不斷增長，但在1710年後，死亡率卻開始上升--排除正常的生老病死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則是各種工業化後疾病的增多。

    環境污染和流行病越來越嚴重，自然引起了政府和社會的關注。爲了解決這些問題，泰平十六年（1720年），敕令院通過了《帝國河流保護律》，規定，禁止污染任何作爲公共供水的水源。泰平二十年（1724年）又頒佈了改善工業城鎮環境的《城市公共衛生律》，要求把污水和廢棄物集中處理，並規定地方政府負責供應清潔衛生的飲用水。

    有鑑於建業城水源污染事件的爆發，敕令院正在醞釀和討論出臺新的《飲用水源污染防治律令》，避免再次出現類似水源污染的案例。

    在解決空氣污染的問題上，齊國政府和敕令院也通過一系列法律。早在紹寧十二年（1697年），政府就通過了控制蒸汽機和爐竈排放煙塵的律令，並要求將污染重大的工礦企業儘可能地搬遷至城市的下風口位置。泰平二十年（1724年），敕令院通過了《鹼業生產律》，要求國內制鹼行業通過有效手段抑制60%的排放物。

    工業革命不僅提高了社會生產力，還改變着齊國的經濟格局。隨着工業革命進入高潮，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至泰平十六年（1720年），漢洲本土的城市人口比例已經達到50%以上，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也已經有20多個。

    工業革命加速了機器製造、冶金產業、煤炭開採等新興行業的興起。在工業革命之前，齊國的經濟重心位於北部建業府地區。隨着新領地的開發擴大，以及機器生產的出現，使得煤鐵豐富的東南和西南地區迅速發展起來，出現了廣陵（今湯斯維爾市）、雲陽（今麥凱市）、大興、郢州（今澳洲紐卡斯爾市）、臨淄（今悉尼市）、南都（今墨爾本市）、桂州（今珀斯市）等新興工業城市。

    齊國工業的興起也使得國內工商業階層迅速崛起，他們開始尋求自身政治地位提高，滋生了參與國家管理的要求。

    不論是爲了保護自己的財產，還是爲了更好的便利自身工商產業的發展，齊國的資產階級除了加大培養下一代子女，使其努力通過政府的遴選考試，進入官場充當家族的潛在保護者外，還積極與權貴之家，乃至皇室尋求聯姻，從而間接影響國家權力階層，爲其發聲，充當利益代言人。

    甚至，一些工商“大鱷”通過對共濟會、養濟院等福利機構捐贈大筆錢財，受到皇家的名譽爵位敕封，從而獲取了崇高的社會威望，並因此躋身於敕令院，親自參與各種法制律令的修訂和頒佈。

    齊國的工業發展過程中影響最大的無疑是產生了規模巨大的工人階層，人數達數百萬之衆。但在社會整體財富飛速增長的背景下，工人的工資卻並沒有同步增長，反而嚴重滯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可以說，資產階層獲得了國家發展最大的紅利，諸多工農階層受惠並不多。

    工廠的出現對勞動力的需求迅速增加，除了大量的青壯年男子外，許多婦女和少年皆被引入工廠裏充當廉價勞動力。若非國家有義務教育法的規定，以及政府頒佈的禁止僱傭童工法令，說不定利慾薰心的工礦主們也會像歐洲國家那般，將無數的兒童也投入到工廠中，從而降低他們的製造成本。

    即使如此，工礦主們爲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不僅絞盡腦汁地極限壓榨工人，而且還不斷引進各種先進的生產機械，提高生產效率，擴大生產規模。

    大規模的機器生產往往會導致局部性的失業問題，進一步拉大社會貧富差距。以紡織行業爲例，從太祖乾武元年（1642年）至泰平十六年（1720年）近八十年間，齊國紡紗業的機械化，已經使單個生產力提高了兩三百倍之多。過去每名工人只能管理一臺紗錠機，而現在，一個工人則可管理一百臺甚至更多的紗錠機。

    而在呢絨行業，“一個工人利用起毛機工作8個小時就相當於過去一個工人純手工工作88個小時“，這也就意味着起毛機能夠完全代替剪絨工的工作。以這種趨勢發展，會使得更多的工人面臨生計斷絕的危險。

    在過去三十多年裏，齊國境內不少城市曾發生過十數起工人的“特種行動“，工人們蒙面闖入工廠，破壞了機器，並在車間的牆壁上塗寫“爲了生計”、“爲了生存”等之類的標語。甚至，一些城市還發生過零星罷工事件，要求工礦主們改善工人待遇，避免無辜解僱工人的事情發生。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工人們對未來生活越來越感到一股莫名的悲觀，政府也未及時頒行好的政策去幫扶工人，於是乎，“革命”的情緒即將醞釀。若非如此，潯陽縣工人也不會在工礦主們的一番蠱惑下，就會悍然發起一場大規模的遊行請願活動。

    在齊國工業發展至最輝煌的時期，工人們的反抗運動，或許爲所謂的“日不落帝國“蒙上了一層陰霾。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