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兩百九十七章 五等？

    日漸西斜。

    崇政殿內的考生，基本都完成了答卷，開始最後的檢查工作。

    畢竟，這次考試很可能是他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場考試。

    能否改變命運，就看這一遭了。

    因此，即便再怎麼重視，也不爲過。

    便是如范仲淹、樑適這等自信心十足的考生，也是一遍又一遍的複查。

    明星考生，也是有煩惱的。

    關注越多，壓力也就越大。

    好在他們二人都是那種抗壓能力極強的人，反覆檢查數遍之後，他們幾乎做出了同樣的判斷。

    正常發揮！

    又過了一會，考生們先後提交了答卷。

    如同貢舉殿試時一樣，御藥院的內侍們，負責收攏答卷，然後送往彌封處。

    黃昏降臨，第一批謄錄好的答卷已然送到了編排所。

    此次出任考官的分別是翰林學士晏殊，翰林學士李諮，判登聞鼓院事周起，以及御史中丞劉燁。

    毫無疑問，考官陣容十分的豪華。

    只是相比於貢舉，考官的人數倒是少了一些。

    這也正常，畢竟貢舉殿試的人數遠比制科殿試多得多。

    不僅如此，制科的閱卷時間也比貢舉殿試要少。

    只有兩天時間。

    ……

    ……

    ……

    轉眼間，兩天過去。

    福寧殿。

    晏殊等人的工作效率很高，閱卷工作基本完成，如今只剩下最後一道評判。

    御前定等！

    制科及第後的待遇，雖然很高，但制科的淘汰率也是非常高的。

    高標準，高回報！

    此次參加制科的應舉人，一共有五十六人，其中，三十六人連閣試那一關都沒過。

    最終走到殿試的，不過二十人。

    而現在，能夠被呈到李傑桉頭的，不過五人而已。

    就這，還是李傑特地囑咐過的緣故。

    如果沒有提前打過招呼，只怕錄取率更低。

    當然。

    這只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科的考試結果，經曉通算可爲師法科的考試時間，要稍微靠後幾天。

    兩者的考核內容，截然不同，自然不能放到同一時間同一考場。

    如果讓經曉通算科的人參加此次殿試，錄取率恐怕會更加的慘不忍睹。

    “陛下，經過臣等商議，賢良方正科，僅有五人，可入等。”

    說着，劉茂勤從晏殊手中接過答卷，然後遞到了李傑面前。

    “卿等稍候，容朕閱覽幾分。”

    拿到答卷後，李傑先是翻看了一下卷首，果不其然，范仲淹、樑適、胡瑗，赫然在列。

    緊接着，他挑出了范仲淹的策論。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看到這句話，李傑不由微微一笑。

    果然很符合范仲淹的風範，教育爲先，而這也是范仲淹一生都在踐行的事。

    一以貫之！

    同時，他也想到了一件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在他的少年時期，學校的圍牆上刷過類似標語。

    【百年大計，教育爲先】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李傑，遠比這個時代的人，更加清楚教育的重要性。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興則國興。

    放眼當下，亦是如此。

    如今活躍於朝堂之上的官員，都是傳統教育下的文人，雖然其中不乏聰明的，能夠領會自己意圖的。

    但有些思想，難免是根深蒂固。

    如重文輕武、重儒輕法、重農輕商等等。

    （ps：宋朝的商品經濟雖然發達，朝廷也沒有過度抑制商業，但商業的地位確實不夠高。

    在士大夫眼中，商業，不過是爲國取稅的渠道之一。

    且商人重利輕義，不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

    言歸正傳。

    故此，在李傑看來，未來一二十年的時間，都是一個過渡階段。

    在新學體系下成長起來的官員，才是大宋崛起的主力。

    當然。

    舊有體系下的官員，也具備改造價值。

    范仲淹，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

    歷史上的范仲淹，崇尚的是孔子，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然而，現在的范仲淹卻覺得，明體達用更加重要。

    德行和實務，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不止如此，范仲淹還在策問中大膽寫到，章句、註疏之學，儼然走錯了路。

    】

    真正的儒學，當是古爲今用，爲我所需。

    此時，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已然有了一絲‘六經注我’的傾向。

    何謂六經注我？

    此話源自於心學大家陸九淵。

    【或問先生，何不着書？

    對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這也是經書解讀的兩大派系。

    我注六經，重點在於‘六經’，‘我’必須要一字一句的解讀聖賢書中的本意，不允許偏離，也不能牽強附會。

    訓詁之學，便是這一派的重要分支。

    而‘六經注我’的重點則是在於‘我’，即六經只是‘我’表達觀點的參照物。

    理學大家朱熹，就是這一派的集大成者。

    朱熹編寫的種種註疏，不知夾帶了多少個人私活，聖賢書，只是他表達思想的工具。

    聖賢書中的本義，不重要。

    重要的是符合當下，或者說‘我’的觀點。

    在朱熹之前，王安石也是這麼做的。

    王安石爲了推行變法，直接編了一套《三經新義》，並且將其指定爲唯一科舉用書。

    所有考生都要學習《三經新義》，答題也要以此爲準。

    先佔領理論高地，讓所有有志於科舉的士子，全都學習自己的思想。

    如此一來，日後科舉入仕的官員，天然就站在改革派一方。

    在某種意義上，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也是受到了《三經新義》的影響。

    聖賢本意，我不管！

    以我爲準，才是最重要的！

    滴答！

    滴答！

    時間緩緩流逝，翻到最後，李傑發現衆考官只給范仲淹評了一個五等，堪堪過線而已。

    如果不是范仲淹簡在帝心，怕是連五等都難。

    想了想，李傑提起硃筆，直接批改了衆考官的意見。

    此策，最低也是個三等。

    若不是考慮到前兩等不授人，李傑甚至打算評個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