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二章 整肅(下)

類別:歷史軍事 作者:摩碣字數:2492更新時間:24/06/27 19:33:26
    萬曆五年九月末,吏部尚書譚綸任內病故,年五十八。譚綸自幼飽覽詩書,思維敏銳,智力過人,性格沉穩。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在台州知府任內練兵抵禦倭寇,三戰三捷,大振軍威。

    後來帶領劉顯、戚繼光、俞大猷等名將,屢敗倭寇。先後提督兩廣軍務、巡撫陝西、總督薊遼,任兵部尚書。

    譚綸是繼胡宗憲之後朝廷最爲知兵的文臣,可謂矯矯虎臣、腹心干城。萬曆五年張翰因阻撓變法而去職,譚綸被朱翊鈞任命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銜。

    攫欝攫。然而就任不到半年,竟然染疾去世,朱翊鈞爲之扼腕。和呂調陽等人商量過後,追贈其太子太保,定諡號“襄敏”。譚綸的去世,如斷張居正一臂,在江陵的張居正聽到譚子理去世的消息,爲之痛惜。

    萬曆五年十月初,接替譚綸爲吏部尚書的李幼茲和度支部新任尚書郭朝賓上奏,請皇帝奪情張居正,待其三月假滿,即回京師理事。

    經過皇帝先後兩年出考題點明“真孝”,報紙一年多的宣傳,朝廷上下都明白皇帝改“丁憂”制度的決心早定,加上此時朝野政治高壓,奪情之議並未像原時空那般引起較大波瀾。

    說實話,對於皇帝改“丁憂”制度,朝廷上下官員心內都有些若有若無的竊喜,誰願意因爲父母之喪耽誤三年?官場生涯又有幾個三年?

    萬曆五年十月戊子,彗星見於西南,光明大如盞,蒼白色長數丈,繇尾箕越鬥牛。原時空引起軒然大波的“星變”如期來到,這次星變和張居正的“奪情”攪在一起,引起了萬曆朝第一次大規模黨爭,也爲大明的滅亡埋下了伏筆之一。

    後世被命名爲C1577V1的彗星,在經過數以百萬年的旅程後,終於到達地球人可以觀測的位置。此際的歐洲,丹麥科學家第谷.布拉赫發現彗星是一種天體,且處於大氣層之外。這一發現,爲伽利略.伽利雷“日心說”的發現又提供了一小塊的素材,激發了那顆年輕而天才的大腦,促使他將更多的目光投向天文學。

    而在本時空此際的大明朝,望遠鏡的發明和普及才剛剛開始。因爲政治的高壓和白色恐怖的氛圍,言官、御史此時近乎失聲,關於“星變”稀稀拉拉的奏本,不過是虛應故事,向皇帝表示此時大明朝的糾錯機制沒有宕機,還在發揮作用。

    至於這作用大小,言官們表示,這要看皇帝您的心情,您想大就大,想小就小。

    這些奏本中,無人請皇帝修省,也無利用玄象示異,反倒是有口一詞,要求皇帝下旨,“儆愓大小臣工其恪修職業,以圖消弭。”大家紛紛表示,皇帝沒錯,錯的是我們,我們還沒有領會皇帝要大興變法的精神實質,在工作中拖拖拉拉,才導致老天爺不高興,派彗星來的。

    在深宮中養腿的朱翊鈞,曾指示侍從室從頭梳理歷史上所有彗星的記錄,試圖從邏輯上證明“彗星災異說”的謬誤,從而動搖“天命不可違”思想,爲變法掃除思想上的障礙。然而很遺憾的是,這次“謬誤證明”最終走向了他願望的反面,侍從們以史料上大量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彗星這玩意的出現,大部分確實和災異相關。

    站在皇帝一方的侍從試圖反證:災異是一種常態,彗星是一種變量,兩者重合併不意味着災異和彗星有相關性,畢竟歷史上好多次更大的災異和亡國之兆並沒有彗星作爲呼應。

    這不失爲一條好的宣傳路子,但駁倒這一論點也非常容易:誰規定“天”只用彗星這一種方式來示警的?地震、大水、異形的動植物,都是警告手段!

    究其本質,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應說”不過是對皇權無可奈何之下的約束手段。因爲它從邏輯上的自洽,要推翻這一學說非得科學大成,且深入人心不可。

    朱翊鈞想利用歷朝歷代被天人感應思想影響的史官所作的記錄,來證明彗星無關乎災異,相當於拿史官的刀來削他們的把兒,簡直緣木求魚。

    即使到了科學昌明二十一世紀,相信天人感應學說的還有不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各大災異,已經穿越回大明的朱翊鈞想起這個年份,心裏面也照樣嘀咕。

    於是,深感任重道遠的朱翊鈞,只能約見朱載堉,向他提出關於彗星的一些設想,並讓他組織皇家格物院的天文專家進行驗證。

    另外,兩京的報紙上,也出現了一些彗星和災異之間的討論文章,正反兩方爭論的不亦樂乎,對朱翊鈞來說,不過聊勝於無罷了。

    ......

    彗星和張居正的奪情之議,並未引起政治上的動盪,不過是因爲現在皇帝用刀子開了無雙——無人敢做杖馬之鳴。

    巘戅妙書苑miasm戅。但這並不意味着皇帝的變法詔書在貫徹過程中就一帆風順。相反,因爲皇帝和張文明遇刺引發全國性的大案,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逮捕,以地主士紳爲代表的基層統治階層,很多成了無腦黑,連變法的內容都沒搞清楚,就開始抵制變法政策的實施。

    他們抵制的手段太多了,任何一項縣政的實施,都離不開鄉紳族老對本族的宣貫和帶頭,他們只要對縣衙官員來一個集體的避而不見——就能讓一縣之政大半停擺。

    更別說,好多鄉紳還通過本族子弟控制着縣學,而縣官要想完成“文治”考評,縣學學生在士林中給出差評是縣官不可承受之重。

    萬曆五年的大逮捕,到十月底的時候,人數已經超過五萬,近千豪紳因此破家。而他們的姻親故舊,近乎能聯絡上全國小半以上的士紳。出於對錦衣衛亂興大獄的抵制,變法在帝國基層的阻力極大——很多地方官被上擠下壓,死的心都有了。

    萬曆五年的大明帝國,醞釀着變亂的激流,人心惶惶不知向何處去。

    這些鼎沸的壓力,一方面促使部分具有洞察力的思想家和學者在考慮國家的興亡出路;另一方面也激發全國性的大討論——皇帝的遇刺和張文明的死於非命不是祕密,伴隨着兩件事的各類八卦謠言,變法的內容也散佈到帝國的各個角落。

    當然,壓力最大首當其衝的,還是以王通爲首的錦衣衛。王通早已徵得皇帝同意,將錦衣衛中、高層家眷按照自願原則,換了身份搬離故土。他本人則搬入親軍都尉府,日夜指揮這太祖以來第一大案。

    駐南京的錦衣衛同知楊俊卿,他的家卻搬不了。排山倒海般的壓力紛至沓來,讓屢次親自拷問董劍雄無果的楊俊卿終於明白——楊家到了站隊的時候了。

    是秉承着和大多鄉紳站在一起的立場,平反冤獄?還是站在皇帝的立場,以是否反對變法爲準繩,消滅反對的聲音?這是一個涉及家族生死存亡的問題。

    而楊俊卿也終於看清楚,皇帝爲什麼沒有像張居正一樣,對於謀害張文明的幕後真兇有必得之心。張居正要報殺父之仇,當然復仇的對象越準確越好;皇帝則要通過一南一北兩個大案,將變法反對者從統治階層剔除,並儆其餘,因此張文明案的幕後真兇,不妨模糊些。

    因此,帝國南方的錦衣衛在楊俊卿的指揮下,不停的順藤摸瓜,要搞清張文明案的真相;駐紮京師的錦衣衛指揮使王通,則命令各級錦衣衛收集反對變法者的名單——大清洗近在眼前,楊家將向何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