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羅秀蘭娓娓道說茶馬互市

    第十五章：羅秀蘭娓娓道說茶馬互市

    劉惠恕

    且說重慶城已取初安，楊復盆、董瓊英婚後數日，黃義明召集軍中衆將召開軍事會議，議題是如何到中原買得戰馬。而取重慶，控制由巫山入蜀的川江口水道，再利用長江水道，赴中原買戰馬，原本即黃義明在這次出師取重慶城前，與諸葛邦格、遲浩雲、韓百知、計子善、吳免冠五位副邦長協商一致的平四川戰略計劃。

    在會上黃義明問誰可承擔赴中原買馬重任時？董瓊英道：自己原軍中副將羅秀蘭是西安騾馬市人，武功可以，祖上原即從事販馬一業，可擔此重任。黃義明急叫羅秀蘭前來議事，但見此女長得膀大腰粗，面露精悍之氣，到是塊從商的料子。黃義明遂告知欲撥銀五萬兩，準備從中原買馬兩千匹的計劃，問羅秀蘭能否承擔此重任？羅秀蘭對此自無異議。黃義明於是從原董瓊英軍中點了一百女兵，叫其帶領，以便見機行事。後來一想到中原販馬是一件苦活險活，光叫女子不行，就又叫第一軍主將俞伯海帶上一百男兵與之同行。原第一軍軍務，由該軍副將任克直暫領。這俞伯海也是一名長得五大三粗的漢子，與羅秀蘭倒是天生的一對。黃義明原本想叫二人假扮夫婦，一路同行，又問了一下二人皆無婚配，相互間又無歧見，軍中事簡，原無太多講究，遂假事真做，介紹二人成了真夫妻，擇吉日爲二人完婚，讓他們各帶男女兵一百，同赴中原買馬，具體聽從羅秀蘭指揮。

    行前黃義明問及羅秀蘭有關騾馬市的過往情況及她準備如何買馬？羅秀蘭答道：我祖上爲西安騾馬市馬王廟巷人，巷中因有廟供奉“馬王神”而得名。“馬王廟”位巷子中間，每年農曆六月十七至十九日，“西五臺菩薩聖會”時，“馬王廟”也向市民開放三天，以供善男信女朝拜，我家即住馬王廟右首。

    羅秀蘭又向黃義明介紹有關騾馬市的歷史道：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大將徐達攻克元奉元城（元奉元路路城，唐舊都長安），遂改名爲“西安府”。這也是唐舊都長安在歷史上首次被稱作“西安”。明朝爲加強戍邊，將西安府作爲西北地區最大的軍事重鎮，此騾馬市舊名騾馬店，位於西安市東大街東段南側，共由水車巷、肋子巷、馬王廟巷，戴家巷，惠家巷五條巷子組成，因巷子內多騾馬店家而得名。騾馬店是專爲長途販馬的商販和馬伕而設的，院門寬大,可供車馬出入。門前廣場有拴馬樁,來往騾馬可拴在樁上休息。店內與街上均騾馬廄、馬槽林立,草料俱全,餵養牲口的各種用具不缺，有修理馬鞍、鑲馬蹄等的專用工匠。另有專門的馬醫，掌握治馬的各種祕方，凡屬馬疾如連瘡腿、皰疹、乳腺癰腫以及無名腫毒等症，均能救治。而據《明臣奏議》卷十《馬步升：巡撫事宜疏》記載，明弘治年間，有陝西、河南客商，販賣騾馬，每年約有數萬匹，俱從潼關經過，然後到河南、山東一帶銷售。由此可見騾馬店的繁華。約至明嘉靖末期，西安騾馬店因日趨繁榮而成市，遂有“騾馬市”之名，此見於明文獻《西安府城圖》的記載，其雲明代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此地到處是牲畜交易市場。有關於騾馬市的繁華，尚見於明人張瀚在《鬆窗夢語》卷四《商賈記》中所記：“河以西爲古雍地，今爲陝西，山河四塞，昔稱天府。西安爲會城，地多驢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賈，西入隴蜀，東走齊魯，往來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賈多秦人”。

    羅秀蘭又道：而導致騾馬市繁榮的原因，是因爲明代實行茶馬互市制度。在明朝，由於實行“以茶易馬”的戍邊制夷政策，陝西邊防地區享受一種特殊優惠政策。如洪武五年(1372年)以陝西茶易西番馬，“用漢中茶三百萬斤，可得馬三萬匹”。由於中原地區茶價低廉，而致西北暴漲，因此陝西商人以陝西爲中心，奔走於西北、西南，輸茶於隴青，販鹽於淮川，運布於蘇湖，銷煙於江浙，號稱“陝西商幫。”而終明一朝，馬匹並無定定價，總的趨勢是：凡太平歲月馬價低，至荒年、戰亂年馬價高。如見於《明會典》卷一七九所記：明洪武年間，南京的馬價“鈔800貫”，當時鈔（紙幣）不值錢，一貫約合銅錢13文—14文。而鈔“鈔800貫”，按每貫銅錢14文計算，僅能折銅錢3200文，而在明代，一兩白銀折1000文銅錢，鈔800貫，即折銀3.2兩，由此可見馬價之低。當時一兩白銀（1000文銅錢），能夠購買400斤大米。也就是說：當時一匹馬的價格，不過相當於1500斤左右大米的價錢。明永樂時期（1403—1424年），一匹馬才賣4兩銀子，從蒙古購買了一批蒙古馬，均價約4.35兩白銀。明朝景泰年間（1450—1456年），北京的一匹馬價需“銀6—8兩”，各地馬價多在白銀10兩左右。而馬價後來日貴，當與邊疆打仗有關。嘉靖時期，一匹馬要賣13-18兩銀子（3900-5400元）。另見於《明世宗實錄》卷四九二記載，嘉靖四十年正月，巡按直隸御史建議平抑馬價，“請以江南江北馬匹盡折準改折每匹馬徵銀二十四兩”。而明萬歷年間（1573—1619年），在北京買一匹馬需錢銀15—20兩，買一匹好馬則需銀三十兩。時至明中晚期，一匹馬價約在70到80兩白銀之間，但當時南北方馬價並非完全一致。在北方，馬價稍廉，因爲每五戶人家，能養馬一匹。而在南方，馬價較貴，因爲每十戶人家方能養馬一匹。此外，當時一個專門養馬馬伕的傭薪，約年40兩銀子，較一個正七品知縣，年薪約60兩白銀，差距不是很大。其原因是馬料耗資甚多，見於《宛署雜記》一書所記，當時養一頭牛，養二十月，用草料銀一兩六錢，而養馬的費用當爲此倍數不止，因爲養馬需喂豆料。而明代一個普通人要弄到馬匹的唯一辦法，就是去關外採購。按壓低價算，崇禎年間（1628—1645年），50兩銀子可買一匹馬，500兩銀子可買10馬，5000兩銀子可買100匹馬，5萬兩銀子只能買得1000匹馬。

    上述崇禎年間的馬價，約相當於當今馬價，但尚未計算用馬的人力成本。如折算用馬的人力成本，明代買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做婢女，價格在15到20兩白銀之間（一說買一個15歲的丫頭回家，僅需銀4兩）。一個普通傭工，月薪多爲2兩白銀。一畝上等水田，五口農家耕作一年，所得收銀約七至八兩。一個正七品知縣，年薪約60兩白銀。是以在明代大街上能夠騎馬者，多爲富人。明代名將戚繼光手下的一個軍人，一年的軍餉才五兩銀子左右。而明朝一年的財政總收入，最高的時不過兩千多萬兩白銀。當時崇禎皇帝一天的御膳費用約在300兩白銀，此與之前的萬曆皇帝與天啓皇帝相比，其宮廷費用還是低的，此見於《五雜俎》、《國榷》、《明史》等文獻的記載。

    而計算明代馬價的對於我軍現赴西北買馬的意義，其在於可折算出我邦以馬養軍的成本。如比較文獻所計，其大致情況爲：

    明末的騎兵軍餉，往往和家丁軍餉同額，都是一年18兩白銀左右。萬曆四十八年（1619年）以來，明駐遼軍隊（包括外地援軍）的軍餉都家丁化了。總兵要用約4-5個步兵的軍餉，去養一個家丁——實際也就是養一個騎兵。騎兵軍餉高，是因爲其需要有精湛馬術及弓射精準，此外還需要有專業養馬知識和每日飼馬，比步兵要辛苦得多。此外，騎兵尚另需盔甲、武器，一個騎兵的盔甲價約折15兩白銀，兵器亦折15兩白銀。亦即以軍馬20兩一匹計，一個騎兵養兵費爲：20兩軍馬費，另加18兩以上的軍餉，另加30兩左右的盔甲軍械費用。但此非全部。養一匹戰馬，真正貴重的是每天所需的馬料費：一天至少三升豆、一束草。如果要養九萬匹馬，則一年要吃掉97萬石豆子、2160萬束草。僅馬料費一項，即折銀約300萬兩（明代一石折150斤，一束草價格格爲24-25文銅錢）。明末遼東戰爭，通過海路運輸的軍糧已經是成本高昂，運去的米還多被海水泡爛。

    而當時馬料成本，具體見於崇禎二年的一份報告，其對於問題的答覆是：民窮力盡在告困，尚不知採買於何方？搬運以何法？當時明代人均糧食佔有量僅600斤左右，風調雨順的時代，民衆可勉強維持溫飽。至於一遇饑荒，要另外供養大量肥壯軍馬，談何容易？這是因爲明代農業以牛耕爲主，養馬除了軍用和承擔部分運輸任務外，幾乎全無經濟效率。徵之實例，1627年西北大旱；1637年全國大旱；1641年，因旱江南地區的官宦人家都口糧不足，更惶及百姓，以致一些地區已經人相食了，更無喂馬的馬料，於是戰馬就比人尤先被餓死。而到鬆錦大戰前夜，據關寧鐵騎指揮官祖大壽的報告，其手下騎兵擁4803匹戰馬，巳有5個月沒有領到豆料，只能給軍馬吃荒草。這個報告意味着：當時的關寧鐵騎，實已喪失了騎兵戰鬥力。

    而當時的後金政權，亦即滿清先祖，在入關之前，共控制和掠奪了幾百萬漢人爲奴，至其入關之時，所剩漢人不到20萬衆。所缺之人，除了被殺，更多則是被餓死了。而這些尤先被餓死的漢人，正是被後金政權所掠種糧養馬的人。用人糧養馬，正是當時滿洲八旗集團的基本生存之道。而由此聯想到八大王張獻忠入川後，何以要屠蜀民養軍，原因也就不難得知了。因爲八大王入蜀，其軍隊是以騎兵爲主，由於養馬成本高昂，是以八大王要屠蜀民以養軍，這如同後金政權要屠漢民以養馬的政策同出一轍。所以當時的後金政權，人丁雖不旺，卻從來不缺戰馬，得以成功入關。這不僅是因爲其佔有草原地利，同時也是因爲其實施極端野蠻的以人養馬政策。因爲後金政權可以寡人，但只要其有馬，就可以掌握戰場優勢，到處殺掠。而當時的明末政權，其生存環境雖與後金政權同一，但因其不能採取相同的以人養馬政兼，這便最終導致了大明政權的敗亡。

    羅秀蘭言說及此，黃義明問道：按羅姐所說，五萬兩白銀是買不到二千匹軍馬的？羅秀蘭答道：如果僅以現今一匹馬價值50兩銀子計，五萬兩白銀僅可買馬一千匹，如果再加上買馬所需人力成本、客棧中轉費用，實際所能買馬之數還得減半，亦即只能買得500匹戰馬。但此事如處理得宜，以五萬兩銀子，不但能買到一千匹戰馬，甚至還能買到兩千匹戰馬，而且在買馬途中之人力成本費、客棧中轉費用，以及我軍將使用戰馬之養軍費用均可省抵。

    黃義明問道：此話又怎講？羅秀蘭答道：這就要涉及到對明代所行“茶馬互市”制度的說明了。終明一朝，茶價高，馬價低，以茶易馬，獲利甚大。而元帥要我入關買馬，若想要獲得成功，即以5萬兩銀子買得2000匹馬迴歸，也只能採取此策，即採取茶馬互市制度。

    黃義明道：願聽其詳。羅秀蘭道：我西南地區產茶葉而無馬，西北地區產馬而無茶葉，我出行之初，可先赴西南地區採購茶葉，再赴在西安設中轉茶馬客棧，出西口以茶葉易馬。而以此法持久互市，所贏之利不僅可以如數買馬，甚至可以之贏利養軍，

    黃義明道：願聽其詳。羅秀蘭道：要弄明白這一問題，先得知曉在明代茶馬互市制度的設立及茶與馬的價比。其概況爲：

    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廢舊元河州路（治枹罕縣），置河州衛（治今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區臨夏市），屬西安行都衛。並於該年在河州地區設立茶馬司，總領當時中原地區與西北邊疆地區的茶葉與馬匹的貿易，稱之爲“茶馬互市”制度，此見於《明史》所記：洪武四年（1371年）“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州，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今西藏），行茶之地五千餘裏”。另據《河州志》所記，該年爲洪武五年，至洪武十六年（1383年），罷洮州茶馬司，以河州茶馬司總之。或雲明初有四大茶馬司，後爲五司，至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又從五司變爲六司，“部議西寧、河、洮、岷、甘、莊浪六茶司交馬共九千六百匹，著爲令”。

    關於明初茶馬司設立的目的，是爲了“壯軍力、馭番民，隔強虜。”此見於《洮州廳志》所記：“馬政之善，無如榷茶羈番矣，說者以爲有三大利，捐山澤之毛收騋牡之種，不費重資而軍實壯，利一；羈縻番族俾仰給我而不背叛，利二；遮隔強虜，遏其狂逞，作我外籬，利三。”但從這一制度實施的後果來看，則是促進了中國西北地區的經濟繁榮，使河州成爲“秦隴以西、繁榮稱首”的“樂土”。並養成了河州人酷愛飲茶的習俗，形成了獨特的茶文化，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無論是款待客人，還是走親訪友，茶是河州最好的見面禮，河州人甚至把“訂婚”叫做“送訂茶”。

    茶與互市制度得以成立，按明初士人的說法是：“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以茶給番，“固番人心”。所謂“採山澤之利而易充廄之良”，“戎得茶不能爲中國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計之得矣”。“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者”。“番人以茶爲命”，“國初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指揮地方安置住札，授以官職，聯絡相承，以馬爲價，使知雖遠外小夷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反叛”。一方面以顯爵攏之，另一方面以日不可缺的茶制之。“一背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是以羈縻之，賢於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虜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番地多馬而無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勢必相求，而制之機在我”。

    上述是當時人的說法。但是茶馬互市制度的設立，對我邦現今購馬安邦的意義來說，則是它確立了茶價高於馬價的比價，使我邦可以充分利用這一比價，出較少的錢，買到我邦急需的兩千匹戰馬。強調這一點是因爲：明初所訂立的河州茶馬互貿的價比是茶高馬低，大致情況爲：“凡上馬一匹給茶四十斤，中三十斤，下二十斤”。至萬曆二十年（1592年），上馬30篦（每篦約3斤，合90斤），中馬二十篦（合60斤），下馬十五六篦（合四五十斤）。而在明初70餘年中，或是一年一徵，或是一年數徵，或是三年一徵，征馬數量，一年數百匹，或是數千匹，但大部份時間征馬7705匹。僅在河州等地粗略計算，合計約在20萬匹以上。而延至今世，馬價已擡高至：上馬易茶100斤左右，中馬易茶80斤左右，下馬易茶60斤左右。

    但茶價高馬價低的價格仍未改。以實例爲徵：

    見於明嘉靖版《福寧州志•食貨•貢辨》一書所記：當時芽茶84斤12兩，值價銀13兩2錢2分；葉茶61斤11兩，價銀1兩4錢7分9釐。而至萬曆九年（1581年），每斤芽茶估銀0.08兩，葉茶0.02兩。

    當時的銀價是一兩銀子，折銅錢1000文錢，能夠購買400斤大米。而當時在邊貿市場上，缺糧的蒙古人，只要6-8兩銀子就可以把馬賣給明廷（有時甚至不用付錢，以糧易馬即可）。而以萬曆年葉茶每斤折銀0.02兩爲基數估價，買上馬一匹給葉茶40斤，僅需銀0.8兩。如以芽茶計每斤折銀0.08兩爲基數估價，買上馬一匹給芽茶40斤，僅需銀3.2兩。但直接用銀子買馬，同樣在萬曆年間，在關外買一匹馬，需銀均價20兩，買一匹好馬，需三十兩銀子，買普通的馬，約需銀十五兩（當時華北地區一匹馬是20兩銀子，從山西到北京，基本都是這個價）。由此可見其中差價之大。

    言說及此，羅秀蘭又道：上述所說是明萬歷年茶馬互市時，以茶易馬獲利空間之大。但萬曆年間關外一匹馬的均價是銀20兩，而現今已漲至一匹馬均價50兩銀子，而以茶易馬的比價卻未曾大變，由此可見到關外以茶易馬獲利空間之大，因此說元帥要我赴中原買馬，若想獲成功，只能採取茶馬互市的方子，出邊關買馬。若此，不但能以5萬兩銀子買得2000匹馬迴歸，而其間獲利空間，不但能充抵買馬的人力資本，甚至也能補充軍資。

    聽罷羅秀蘭所述，黃義明大笑道：看羅姐身材，五大三粗，似練武的料子，不意講起販馬一事，卻滿腹經綸，年少時必讀書不少。

    羅秀蘭答道：我年少時家中有錢，家父乃西北馬商，花錢請私廓先生教我識字。我生性玩劣，喜習武而不喜讀書，爲此挨了不少先生戒尺和家父鞭打，但在家父與私廓先生逼迫下，我也讀了不少書。此外祖上一直在西北以販馬爲業，耳濡目睹，是以頗熟悉西北販馬舊事。

    黃義明聽罷問道：雙親現何在？羅秀蘭答道：均死於清虜入關征剿之戰，我隨逃難人羣自漢中入川，投靠瓊姐爲生。衆人聽羅秀蘭所述，一時皆神色愴然。黃義明道：往事已不可追，原以我輩努力，爲蜀地落難民衆造福，共創大同偉業。衆人一齊說好。

    黃義明又問羅秀蘭如何具體安排行程？羅秀蘭答道：我欲與夫婿俞伯海攜二百兵衆先化裝成商隊，由重慶下長江，在沿途湖廣，安徽、江浙等產茶地，以低價收購茶農手中茶葉，然後順大運河、淮河、潁河、黃河故道過河南，抵西安。在西安重尋家父故人設茶馬棧屯茶，同時派人赴西北河州地區以茶易馬，再通過西北陸路與黃、淮、長江水路，陸續將所購得之馬匹運抵重慶。

    黃義明道：羅姐此計甚妙，只是不知重慶何時可見馬？羅秀蘭道：如計劃進展順利，所購得的頭批馬約兩個月後可見。黃義明與軍中諸將一齊道好。

    2023年9月9日校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