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傅青主出山祭別忠義祠

    第十三章：傅青主出山祭別忠義祠

    劉惠恕

    且說黃義明上得釣魚城欲請傅神醫下山救治楊復盆，傅青主答應下山，但表示下山之前先須向忠義祠祭別。傅青主下釣魚城之前，何以要專向忠義祠祭別呢？原來此傅青主在明末清初時期，是中國社會十分知名的一位人物，也是一位極重民族氣節的人。

    傅青主本名傅山（1607—1684年），字青竹，後改字青主，另有真山、濁翁、石人等別名傳世。傅青主系山西太原陽曲人，出身於官宦世家，年輕時習儒，15歲補博士弟子員，就讀於三立書院，師從山西提學袁繼鹹。袁繼鹹後因爲官清廉耿直，得罪了權貴魏忠賢，陷於京師獄中，傅青主帶人極力營救，終雪師傅冤獄，而名揚天下。

    袁案結束後，傅青主無意再爲官，隱居古廟之中，鑽研羣書，遍注諸子。其在學術思想方面，被時人評價爲：“學究天人，道兼仙釋”；“博極羣書，時稱學海。”而晚清梁啓超將其與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李顒、顏元一起並稱爲“清初六大師”。傅青主的著作《霜紅龕集》中，收集了他所寫的《老子注》《莊子注》《管子注》《荀子注》《列子注》《墨子注》《鬼谷子注》《公孫龍子注》《淮南子注》等諸多學術名篇。

    有趣的是，傅青主在醫學上亦極有成就，顧炎武在傅著《大小諸症方論》（1673年）書序中稱：“予友傅青主先生手著《女科》一卷、《小兒科》一卷、《男科雜症》一卷”，由此可見傅青主在內科、婦科、兒科、外科等方面成就之高，而其尤擅婦科。其醫著《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傅氏幼科》、《青囊祕訣》等，迄今傳世，造福於人。

    而導致傅青主醫學成就的原因，與其青年時代生活中的悲劇有關。傅青主二十二歲時，與張靜君結婚，二人感情甚洽。但不幸未久其妻重病，遍訪醫家救治無效，在傅青主二十七歲時去世，其子傅眉年方五歲。傅青主悲痛欲絕，發誓不娶，與兒子艱難度日。當時傅青主並無醫術，時值明末清初，戰亂不斷，大疫不休，傅青主目睹百姓慘狀，決定發憤學醫以濟世人。他外出遊歷時，常向民間醫家和懂醫道士學習醫術，廣泛收集藥方。他常與兒子同乘一車，外出採藥、賣藥，夜間，父子二人圍座燈下，傅青主爲兒子講授文學、醫理，在父親影響下，其子傅眉也成爲一代名醫。爲了避免同時代人與自己的相類悲劇，傅青主治醫，尤重婦科。而經數年苦研讀和實踐，傅青主很快成爲一代杏林聖手，被時人譽爲“醫聖”。

    在臨牀實踐中，傅青主發現許多婦女患病，由於受到傳統觀念的束縛，常在得病之初，羞於啓齒，以致小病拖成大病，錯過最佳治病時間而不治。因此傅青主結合自己的臨牀實踐經驗，博採衆長，終於撰寫出了影響後世的婦科專著——《傅青主女科》。在該書中，傅青主闡論述了婦科經、帶、胎、產四方面的多種病證，提出了很多獨特的學術見解。如將婦產科疾病，分列在調經、種子、崩漏、帶下、妊娠、小產及臨產等九門項下，內容涉及整個婦產科領域。他以肝、脾、腎、髒立論，辯證闡述婦產疑難，處方以培補血氣、調理脾胃、衝任爲主。這些精到見解，至今還在指導着中醫婦科學的臨牀實踐，其所創方劑如“生化湯”、“完帶湯”、“逐瘀止血湯”、“清經湯”等，至今仍在臨牀實踐中被廣泛應用。

    傅山爲人治病，極重醫德，對待病人不講貧富，一視同仁。在相同情況下，他優先醫治窮人。對待名聲不好的富豪或官吏前來求醫，他則婉詞謝絕。之所以持此立場，是因爲他認爲：“好人害好病，自有好醫與好藥，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醫與胡藥，正經者不能治。”傅青主的事蹟，《清史稿》卷五百零一有傳。

    而據民間傳言，傅青主對於治療發背、腰疽、五腫傷寒、乳疽、療瘡諸疾，皆有奇方，且藥到病除。他認爲外科疾患，皆因“風從上受，溼從下注”而致，須內、外並治。施治除精製祖傳各種丸散膏丹外敷，還注重內服。

    傅青主又擅治溫瘟。據《明史》記載，明代大的流行瘟疫有19次，1642年（崇禎十五年）瘟疫的流行，導致“一巷百餘家，無一家僅免。一門數十口，無一人僅存”。當時醫家治瘟，多採用東漢張仲景《傷寒論》中的藥方，但效果不是最好。而傅青主經實踐認爲：明末的疫情和東漢末年張仲景經歷的那場傷寒是有區別的。當時的病症是：人感受寒氣之後，出現怕冷、高熱、身體疼痛等受寒症狀。而此次流行疫病，病人並無怕冷症狀，卻表現爲高熱、頭疼、煩躁胸悶、不想吃飯，舌苔特膩。他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本次“瘟疫之爲病，非寒、非暑、非燥、非溼，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這種“異氣”，並非經皮膚或肌表侵入人體，而是通過口鼻傳播的。他由此主張與病人空間的間隔，提出了“開達膜原，去除邪氣”的治療方法，創立了著名的方劑“達原飲”，並寫下了《瘟疫方論》，彌補了張仲景《傷寒論》所缺少的對於溼熱的治療方案，造福於後世。而現今中醫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對患者使用的宣肺化濁方，其主要方子就是傅青主創立的“達原飲”。

    而據傳當時在江蘇吳中一帶，霍亂流行嚴重，諸多醫家的治療效果不好，導致死人甚衆。傅青主接訊後，攜帶藥物迅速趕往疫區。他用竈心土（伏龍肝）和陳年的芥菜滷，遏止了霍亂流行的瘟疫，拯救了諸多患者的生命。而據當今醫學研究發現，傅青主當年使用的“竈心土”，含有土黴素，具有有殺菌、止瀉作用；而“陳年芥菜滷”含有青黴素，能消炎。西人亞歷山大•弗萊明直至1928年才發現了青黴素，而傅青主對於“陳年芥菜滷”的應用，比西人早了許多年，只是名稱不同而已。在對於霍亂治療過程中，傅青創造性地提出了溫病從口鼻而入之後，要經過“衛、氣、營、血”四個層次逐層深入，因此應在病情處於不同層次時期，釆用不同的治療方案，並爲此寫下了《溫熱論》、《溫病條辨》等著作，成爲中醫學的經典著作。而當今常用的中成藥銀翹解毒散（顆粒）、桑菊飲、安宮牛黃丸等，都出自傅青主的《溫病條辨》，銀翹散更是成爲後世治溫病第一方。

    以上所述，是傅青主醫學成就對於後世的影響。而當黃義明爲救治楊復盆傷病，不辭艱辛，尋訪傅青主時，傅青主正因躲避明清代際亂世，隱居於蜀地釣魚城研究醫學。聽黃義明說明來意，並知曉黃義明乃爲救明殉身的晉王李定國末徒，及拯川民於水火的樂山邦邦主後，自是敬意有加。但是他向黃義明表示：行前須向釣魚城忠義祠告祭。

    傅青主行前何以要向釣魚城忠義祠告祭呢？原來此傅青主在明末士人中，是一位極重民族氣節的人。明亡，傅青主寫下了“哭國書難著，依親命苟逃”的悲痛詩句，並拜壽陽五峯山道士郭靜中爲師，出家爲道，從事祕密反清活動20餘年，49歲時被捕下獄，關獄中一年有餘，幾經嚴訊，始終不屈，絕食9日，後經不懈鬥爭得以獲釋。出獄後的傅青主，始終以晚明學人自居，避居鄉間，從事行醫和著述活動，不與官府往來，因此名聲日隆，成爲在野思想文化界的領袖之一。他拒絕參加清廷爲籠絡漢族知識分子所舉辦的博學鴻詞科考試，拒絕做清朝官吏。73歲時，清廷爲了籠絡人心，泯除亡明遺老們的反清意識，康熙十七年（1678年）頒詔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員推薦“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朕將親試錄用”。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推薦傅山應博學宏詞試，傅山稱病推辭，陽曲知縣戴夢熊奉命促駕，強行將傅山招往北京。傅山被迫進京，到了京城30裏外，拒不入城，住在崇文門外園教寺續稱病，臥牀不起。74歲時，三月殿試博學鴻詞，傅山七日不食，稱病臥牀。清廷宰相馮溥並一干滿漢大員隆重禮遇，多次拜望誘勸，傅山靠坐牀頭淡然處之。又在皇帝恩准免試、授封“內閣中書”之職時仍不叩頭謝恩。康熙皇帝對此並不惱怒，反而表示要“優禮處士”，詔令“傅山文學素著，念其年邁，特授內閣中書，着地方官存問。”傅山由京返並後，地方諸官聞訊都去拜望，並以內閣中書稱呼。對此，傅山低頭閉目不語不應，泰然處之。陽曲知縣戴氏奉命在他家門首懸掛“鳳閣蒲輪”的額匾，傅山凜然拒絕，毫不客氣。他仍自稱爲民，避居鄉間，同官府若水火，表現了自己“尚志高風，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氣節。其晚年康熙帝過路欲訪，傅青主以自裁相拒，得免。

    而黃義民訪問傅青主時，他正避居釣魚城忠義祠邊側。他之所以要避居此處，是因爲南宋末年有五位爲釣魚城抗元之戰獻身的忠義之士的靈堂彙集於此，他於此結茅，正展現了他對前明王朝的忠貞不二之志。

    且說傅青主同意隨同黃義明下山，爲楊復盆診病。但下山之前，需到忠義祠祭拜辭行。黃義明一行隨着傅青主出茅屋前行，前往忠義祠。而出行末遠，路左末便是忠義祠了。

    步入祠中但見整座建築由正廳、耳房和左右廂房組成。進入石坊形大門，是一個院壩兩面的廂房，拾級而上至正廳。迎面高懸“忠義千秋”金字巨匾，匾下祭臺上排列着餘玠、王堅、張珏、冉璡、冉璞五人的牌位。祭臺正面有祝文：“維神才兼武，志秉忠貞。畫地成城，據形勝而保蜀土；協力戰守，遺魚餅以退元戎。忠誠貫日星，先後相繼；大節凌霄漢，古今照臨。茲屆仲春修祀典，肅陳籩豆，伏維來歆。尚饗。”廳堂楹柱有聯，上聯爲：“持竿以釣中原，二三人盡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下聯爲：“把盞而澆故壘，十萬衆披肝瀝膽，竟不圖王立二心”。忠義祠內尚有宋孝宗時期碑文4塊，宋光宗時期碑文2塊，宋寧宗時期碑文5塊，乾道年間以後碑文22塊，其中記錄釣魚城之戰史蹟的碑文爲12塊。

    此外，忠義祠內尚有南宋名丞文天祥《將北上登釣魚城》詩碑，全詩爲：

    四十無聞尚遠遊，天門從此二乘秋。

    風霜獨重黃花笑，今古誰輕白發愁。

    山屬大明蠲宋憤，水仍巴字嘆川流。

    登途已擬歸來賦，青管何能爲國謀。

    另有明士人李尚德《釣魚城王張二忠祠》詩碑，全詩爲：

    釣魚城下清江水，荒煙古壘恨難平。

    睢陽百戰有健將，墨翟久守無降兵。

    犀舟曾揮白羽扇，雄劍幾斷縵胡纓。

    西湖日夜尚歌舞，只持崖山航海行。

    此忠義祠始建於明弘治七年（1494年），原名“王張祠”，初祀爲保衛釣魚城獻身的王堅、張珏忠烈二將靈堂。建祠的起端是：明弘治五年（1492年）春，也就是釣魚城之戰後二百餘年，在朝中爲官的合州人王璽，因母喪回鄉守孝，約了同鄉、時在貴州爲官的陳揆同遊釣魚城。上得山來，感念釣魚城名將王堅、張珏的忠烈，不亞於在“安史之亂”中堅守睢陽城的唐代將領張巡、許遠，卻無祠存世，爲之不公。爲此，王璽回朝後，上奏孝宗皇帝要爲二人立祠，皇帝恩准，始於弘治七年，爲之建“王張祠”，供奉王堅、張珏二人牌位。此後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合州知州宋琢上釣魚山祭“王張祠”，認爲祠堂簡陋，集資重修。此後正德十二年（1517年），合州知州佘崇鳳又上釣魚山祭拜王張祠，並刻石立碑並培修祠宇，於祠中補立爲堅守釣魚城之戰做出貢獻的餘玠、冉璡、冉璞三將位牌位祀祭，並改祠名爲“忠義祠”。

    以上所說，是有關忠義祠的歷史。且說傅青主入得忠義祠後，自然是對祠中所供五將牌後一一焚香磕首，而陪同前來的黃義明及二位隨從自然也是跟着焚香磕首。祭祀禮儀完畢，傅青主開始與黃義民一行侃侃而談起守衛釣魚城的英烈事蹟及淪陷經過。

    原來南宋鹹淳元年（1265年），堅持抗元的播州十五世土司楊文病故，繼任者爲楊氏十六世土司楊邦憲。時至南宋政府已滅亡（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元朝政府再度派遣使者到播州招降，並許諾楊氏仍可世代承爵統治播州。繼任的楊氏十六世土司楊邦憲，在得到元政府不得屠城的承諾之後，痛哭三日，“遣使納款”、歸降元朝，然後繼續世襲播州土司之職，並升任播州宣慰使。而原本已建城的南宋軍隊抗元重要軍事要塞龍巖新屯，也最終也被歷史塵封。

    但播州十六世土司楊邦憲以播州降元，釣魚城守將卻並未隨同降元。此時重慶合川釣魚城抗元之戰已堅持了三十六年。釣魚城之戰的初期守將爲王堅，王堅後戰死，由張珏繼任守將。釣魚城之戰末期，張珏調防回守重慶，任“安撫使兼合州知州”，釣魚城的防務交給了王立。此時，王立有了一個“義妹”名熊耳夫人。

    此位熊耳夫人的來歷是：其本姓李，是元朝安西王相李德輝的同母異父之妹，又是元軍戰將熊耳的夫人，故稱熊耳夫人。先此，元軍攻佔領瀘州，熊耳率軍駐守，熊耳夫人亦隨軍來到了瀘州。此後王立指揮宋軍進行收復瀘州之戰，熊耳被王立擊斃，熊耳夫人亦被俘獲，謊稱王姓，因有姿色，爲王立所得。王立對外謊稱其爲自己的“義妹”，讓她照顧老母，實則成爲王立不公開的寵室。

    宋恭帝德佑二年（1276年）三月（宋端宗景炎元年），元軍攻陷宋都臨安，宋恭帝被俘獲投降，南宋大勢已去。南宋流亡小朝廷在陸秀夫、張世傑擁戴下逃往廣東新會繼續抗元。

    宋末帝祥興元年（1278年）春，重慶被漢奸趙安出賣而破城，張珏遇俘死難，元軍屠城，轉而圍攻釣魚城（南宋四川三足——重慶府、釣魚城、合城中的最後一個城池）。此時釣魚城的第四任守將王立，接納了不少四方投奔的難民，城中共有軍民有十萬之衆。重慶府失守後（先此合城已失），釣魚城腹背受敵。

    而此時釣魚城的抗元形勢極端困難。先是1276年至1277年兩年間，合川大旱，釣魚城內糧草缺乏，而據《元史》所記，城中已出現易子相食的情況。而至重慶府城失陷、張珏俘死，四川全境已基本已落入蒙元之手，釣魚城實爲孤城。

    此時守將王立知釣魚城必陷，想死，下不了決心；欲降，又怕保不住全城十幾萬軍民的性命，整日憂心重重。而其身邊的“義妹”熊耳夫人看透了王立所思，向其坦白真實身份，告知其並非王姓，實爲元將熊耳之妻，又系元軍在成都的統帥、西川軍副使李德輝之妹。熊耳夫人勸王立降元。她說：釣魚城經歷三十五年戰火，已經傷盡元氣，近兩年來，合州連續發生秋旱，釣魚城糧草無存，火藥軍械漸少，城中軍民，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況且元軍在1276年已經攻陷臨安，宋恭帝被俘獲投降，南宋大勢已去，跟着陪葬沒有什麼意思。她勸王立投降李德輝，並許諾能請其兄李德輝保全合川十萬軍民性命。王立最終決定向元西川軍投降，條件是保住全城百姓性命、以不殺一人爲投降條件。熊耳夫人立即寫密信，讓王立派人送往成都。李德輝得信後大喜，告知釣魚城欲降，請示忽必烈不要屠城。得忽必烈允諾，李德輝隨即率領500人馬趕赴釣魚城受降。

    宋末帝祥興二年（1279年）元月，釣魚城守將王立棄城投降，元軍承諾，果然未進行屠城，保全了全城十萬百姓的性命。但王立棄城後，原釣魚城守將卻沒有一個人乞求憐憫，守城的32名（一說36名）將軍全部拔劍自刎，可謂忠烈千秋。

    同月，元兵追宋末帝於廣東新會海面，太傅張世傑率領宋海軍與元軍決戰，雙方共動用軍隊三十萬，其中宋軍二十萬。由於張世傑指揮失當，宋軍幾乎全軍覆沒，僅有少數艦隻突圍。南宋祥興二年二月初六日，（元至元十六年二月初六，1279年3月19日），陸秀夫背宋末帝（亦稱宋少帝）趙昺投海殉國，南宋亡，南宋在中國南方偏安153年的歷史就此結束。而從宋理宗室慶三年（1227年）宋王朝開始抗蒙戰爭，直到到宋末帝祥興二年（1279年）滅亡，川渝軍民抗元戰爭時間長達半個世紀，其中堅守釣魚城之戰有三十六年之久，在南宋抗元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

    傅青主言說至此，黃義明問道：釣魚城守將王立與熊耳夫人的最後結局如何？傅青主答到：王立降後，有的蒙古貴族要求元世祖忽必烈殺王立，並引用前蒙古大汗蒙哥的遺言：“若克此城，當盡屠之！”由於忽必烈已有釣魚城投降、不殺一人的前諾，未採納蒙古貴族殺王立、屠釣魚城的建言，而是封王立爲封節度使，以籠絡民心，該年王立28歲。爲元將後，王立大敗吐蕃於珍城，對元統一中華有功。此後王立又有復宋之舉，被告發，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王立辭官，後被元帝賜死，享年50歲。熊耳夫人則下落不明。由於王立有降元及爲元吏之舉，熊耳夫人有誘王立降元之舉，後世謗聲不斷，靈位不能入忠義祠。後世大致批評意見以爲：王立爲美色所惑，聽取熊耳夫人建議，率衆降元，喪失民族氣節，其即便降元，也不當接受封賞。另一派意見則認爲：王立降元時，南宋實質已滅亡，此舉實挽救了全城十萬軍民的生命。更有爲熊耳夫人說話者認爲：“熊耳夫人奇女子，一封書救全城死。釜底游魚魚在生，千秋廟食王張比。噫籲乎！崖山一旅悲沉淪，寡婦孤兒淚酸辛。迴天力乃輸巾幗，羨耳籲天斫地人。”

    聽罷傅青主所述，黃義明嘆道：民生至貴，王立以一城之降，能全全城十萬百姓之命，且有復宋之心，未可深責。熊耳夫人以一弱女子之身，確保城內軍民未被元軍屠城，能全全城十萬百姓之命，真奇女子也，豈可以世道興替責之。

    而事實上黃義明之嘆，也始終構成後世對於此二人評價之爭議。見之於文獻記載：

    清初，忠義祠被兵火所焚，乾隆二十四年，合州知州山東濱州人王採珍組織人力重建，祠內仍供餘玠、王堅、張珏、冉璡、冉璞五將。

    此後不久，蘇州人陳大文又任合州知府，他執意在忠義祠正堂邊另設左室，供奉王立、李德輝、熊耳夫人三人長生牌位。他這樣做的理由是：王立牌位之所以不供正堂，是因爲其開城降元，不能算“忠”，但其與李德輝、熊耳夫人保全全城十萬軍民性命之功卻不應被忘卻。他特撰碑文稱：“或以（王）立降爲失計”，而“所全實大哉”；並稱李德輝與熊耳夫人使釣魚城軍民免於蒙元將士的尋仇報冤屠戮，“實有再造之恩”。

    時至光緒十七年（1892年），又有貴州遵義人華國英任合州知府，他在募資重修忠義祠廊舍後，又將王立、李德輝、熊耳夫人三人牌位移出了忠義祠，並怒斥陳大文之舉爲“不知何心!”。他將李德輝兄妹牌位移祀別室，將王立牌位清出忠義祠，並刻碑撰文申斥王立“爲宋之叛臣，元之降人”，不配享受祭祀。華國英還在廳堂楹柱上撰聯：

    持竿以釣中原，二三人盡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

    把盞而澆故壘，十萬衆披肝瀝膽，竟不圖王立之心。

    時至當代，有關對於王立、李德輝、熊耳夫人三人的評價，仍舊爭議不息，一種意見認爲熊耳夫人和王立是叛徒和民族敗類，應遭唾罵。郭沫若甚至題寫詩句，稱熊耳夫人爲“妖婦”，稱王立爲“貳臣”，郭詩見於其作《釣魚城訪古》，其謂：

    魄奪蒙哥尚有城，危崖拔地水回縈。

    冉家兄弟承璘玠，蜀郡山河壯甲兵。

    卅載孤撐天一線，千秋共仰宋三卿。

    貳臣妖婦同祀宇，遺恨分明未可平。

    筆者在此只能說是郭詩寫得不錯，但評價太偏。只所以持此論，是認爲這位在歷史上曾留下痕跡的女子，起碼算不得罪人，應該得到公允的評價。強調這點，是因爲史事常是造化弄人，人都有不得已的時候。如果歷史能上溯四百年，我同意黃義明對於二人的評價，即民生至貴，王立以一城之降，能全全城十萬百姓之命，且有復宋之心，未可深責。熊耳夫人以一弱女子之身，確保城內軍民未被元軍屠城，能全全城十萬百姓之命，真奇女子也，豈可以世道興替責之。

    2023年9月7日校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