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島史話·百年基調

    劉繼元、劉繼初二侯發動的叛亂，可以說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其失敗的結局，即便事前，也可以做個絕對的判斷，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從政治上講，於安南，二人是在背反祖宗王廷，大義上是怎麼都站不住腳的，很難獲得人心（作爲核心統治階級的漢人之心）。

    於大漢，這是在挑戰世宗以來徹底定形的宗藩體制，還是在新皇登基之初，不管有什麼原因，這種行爲就註定不會被朝廷認可，反而會招致打擊。

    即便退一萬步講，二侯以兵強勢大，真的擊敗了交趾朝廷，篡得安南王位，那也必然遭遇更爲強大的反撲。且將帝國中樞直接下場的可能往後排，只消發一道詔書，半島及南洋的那些劉姓封國們，就不可能無動於衷，至少與安南接壤的林邑就絕不會坐視。

    第三代林邑王劉繼戎恰如其名，就是個戰爭販子，在位十餘年間，已經發動了二十餘次戰爭，其中半數都是針對北方真臘的，已經逼得真臘西遷，基本完成對原本作爲真臘統治核心的洞裏薩湖地區的吞併。

    而其他南洋封國，不管是爲了大義正統也好，還是單純爲利益，正常情況下，都會有所行動。要知道，南洋諸國，安南毫無疑問是最成熟、富庶的地區，周邊也從不缺窺探覬覦之心。

    同時，由於海貿的大發展，成熟的航線，頻繁的往來，也使南洋各國之間的聯繫，日益緊密起來，在軍隊投放與交通後勤上，通過海運調動也更加高效、便捷。

    因此，文、萬二侯之反叛，從戰略大方向上，就註定了其失敗的結局，二人以怨憤起兵，是一點都不考慮政治後果，如何能有好下場。

    另一方面，即便拋開所有外部因素的干擾，就從安南國本身而言，以文、萬二州，便是加上被他們侵染的甘、蒙二州，合四州之力，比之交趾朝廷擁有的實力，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安南國能夠調用的能量，可以說數倍乃至十倍於二侯，因此，只要抗住叛軍的一波流攻擊，等待他們的，就只有功敗垂成。

    當大將鄭泉將叛軍主力死死地拖在義安城下時，事態後續的發展，也就不難想象了，隨着交趾朝廷組建的五萬平叛大軍，在主帥趙從真（趙匡胤曾孫、駙馬趙從贄之兄）的統帥下南進之後，形勢陡然轉，朝着不利於叛軍的方向滑落而去。

    雙方在驩州境內大戰數場，軍力、後援、糧草都處下風的叛軍，終是不支，在趙從真與鄭泉的聯合征討下，陷入潰敗，劉繼元、劉繼初二人率領殘部狼狽逃回老巢。

    安南王師，則在趙從真、鄭泉人的率領下，向西翻越高原，進討文、萬二州，意圖剿盡殘寇，爲安南朝廷徹底清除那兩顆頑疾。

    而這個過程，前前後後，持續了三年之久。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二侯經營日久，佔據地利，守備頑固，但這顯然是次要。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見大勝之後，交趾朝廷內部又鬥了起來，出現了一些扯後腿的人；二則是，經過二侯叛亂，再度引發了安南國內那些常年飽受壓迫、且對漢族仇恨不滿的土着下民的叛亂，禍連州縣，交趾在圍攻文、萬二州的同時，還得將大量精力放在對各地叛亂的剿除上。

    此前，劉繼元還專門遣使聯絡那些洞族、蠻部，許以重利，誘其舉叛謀亂，響應他的大軍......

    但不管過程顯得有多拖拉，在交趾鐵了心根治頑疾的情況下，文、萬二侯走向覆亡，也是遲早的事。劉繼初先扛不住壓力，於正統二年九月，即出降鄭泉，連同全族即僚屬，被解往交趾問罪，念其主動投降，劉繼丹只下令處死了劉繼初本人，至於其家人後代，留了一命，廢爲庶民，趕出安南。

    相比之下，劉繼元骨頭要硬很多，面對趙從真大軍的圍困，死不投降，依託文單堅實的城防以及囤儲多年的錢糧，與之周旋硬抗，甚至還不時發起反擊，數次打破了趙從真的圍攻，迫其後撤重整。

    如此，一直拖到正統四年春，又堅持了一年半的劉繼元，終於在內外交困，無以爲繼的情況下，被趙從真徹底擊破。

    由於這種冥頑不化的反抗，激怒了趙從真，也惹惱了交趾朝廷，最終劉繼元全族女眷及子孫數十人，悉數被誅殺，劉繼元本人的屍體，還被挫骨揚灰，意欲使此悖逆無道之徒，永世不得超生。

    於正統二年至四年發生在安南國內的這場叛亂，其影響是深遠的，意義是重大的。這是一場由宗室掀起的叛亂，也是從此之後，在南洋諸國，王室之間的爭鬥明顯多了起來，激烈了起來，分封體制下，那些有糧有錢有兵的公侯們，也掌握着隨時發動叛亂的能力。

    同時，這種同室操戈的局面，也逐漸血腥起來，也是以劉繼元全族被誅爲開端與標誌。雖然同根同源，甚至同種，但在百年數代之後，所謂血脈相連，也只是一種形容詞了，遠比不上權力、利益更動人心。

    可以說，“二侯叛亂”，就像打開了一個潘多拉魔盒一般，負面影響不斷向周遭擴散，深刻地影響着整個南洋地區，也促進南洋封國歷史向下一個階段轉變。

    而於安南國內而言，影響之呈現則要更加直觀，弊的一面，激烈且持久的戰爭極大地損耗了安南的國力，打斷了其向上發展的節奏，也加劇了朝廷內部的鬥爭與混亂。

    有此爲鑑，自劉繼丹統治結束後，安南王室以武力奪位、政變的情況，開始頻繁起來，這加速了王權的旁落，世家權貴的崛起。

    當然還是有利之一面的，至少經此一亂，交趾朝廷完成了對西南四州廣大區域的實際掌控，劉繼元、劉繼初二侯，在漢化開拓方面，還是有正面作用的。

    同時，此亂過後，感越發尖銳的漢夷矛盾，以及佔據人口多數的土着百姓的積怨，交趾朝廷開始從各方面，對這些土着開口子了。

    具體地來講，就是從政治、經濟乃至軍事上，更進一步地將其吸收進安南國的軍政體制內，當然，基本前提是，必須得是漢化的順臣。

    看起來，這就是一貫延續的漢化同化政策，但比起過去，有更爲大膽的讓權、讓利，安南地區，真正的民族同化，也由此開始加速。

    這導致，在後續的幾十年中，崛起了大量土着權貴，並且在安南的體制內，發揮着重要作用。這批人的崛起，一方面鞏固着安南國的統治，一方面又使安南國的政治環境更加復雜多變。

    一直到百年之後，安南才真正形成了一個成熟的、穩定的、混一政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