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宗篇2 輔政時代

    平康二年的大漢帝國，誰的權勢最重，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首先排除的就是皇帝劉文澎，本該是名正言順地掌握帝國最高權力，然前有雍熙輔臣牢牢掌握政權，後有慕容太后一系列喪失人心的舉措，而皇帝自身，則連太宗皇帝給留下了多少的家底都還沒盤點清楚。

    主弱臣強的局面，在平康二年春的“移宮案”後，依舊持續着，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這種情況。“陛下闇弱”的印象，第一次真正進入了朝廷衆臣僚們的心理，而“諸輔當國”的政治格局也成爲現實。

    而要論權勢，當然得從政事堂那乾重中找，從開寶時期起，尚書令成爲帝國事實上的首相，這一點早已成爲了一種共識，即便在《漢會典》中並沒有隻言片語對“首相”一職的解釋，但這種約定俗成的共識卻已深入帝國上層人心。

    因此，作爲尚書令的張齊賢，毫無疑問是帝國權勢最重的人物之一。不過，比起這位三朝元老，更引人注目，或者說讓人意外的，還得是中書令、魯王劉曖。

    從世祖時期起，魯王就不是一個多麼出衆的人，才幹、功德都被他那些如龍如虎的兄弟們的光芒所籠罩，即便是名聲，也都不如劉暉、劉曙這樣麻煩纏身、“爛事”一堆的皇子。

    低調是其作風，平庸是他帶給人最深的印象，即便開寶末期晉位“皇室宰臣”，那也是走了“狗屎運”，吳公劉暉因“裁撤皇城司議”觸怒世祖被罷黜相權，燕公劉昭又謙懷本分、退居不從，方纔讓世祖把目光注意到這個八兒子。

    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魯王劉曖能夠從開寶末期開始活躍於大漢政壇，近似一種偶然與巧合，權位與名望，幾乎就是從天上掉到他頭上的。

    而在前後近二十年的時間裏，你也很難找出他有多麼出衆的建樹與作爲，即便被太宗皇帝封王、晉位中書令，在公卿百官的眼中，他依舊是那個平庸尋常的“八皇子”，他立足於政事堂的資本，在帝國權力中樞扮演的角色，只源於他的身份，只因爲世祖皇帝定下的體制需要有這樣一個身份的角色居朝堂.

    對於這樣的角色定位，不管魯王劉曖心裏是作何感想，但他分寸卻把握得十分到位，並且，由此度過了整個雍熙時代，臨了太宗還把他放到輔臣的位列中。

    從這個角度來講，魯王劉曖又豈是表面的“愚魯”與“平庸”就能解釋的？

    而真正展現其本色風采，讓宗親勳貴、羣臣百官看到劉曖一絲真容，恰恰是“移宮案”後的秉政時期。

    通過“移宮”行動，劉曖與張齊賢等一衆雍熙輔臣，算是達成了一個政治同盟，這個同盟未必牢固，也難談能持續多久，但至少在把慕容太后及慕容氏外戚壓制之後，把控着大漢帝國的前進，維持着朝廷的秩序。

    秩序之江山社稷、國計民生的重要性是不需贅言了，這就是這個政治同盟的積極意義，這也奠定了整個平康二年大漢帝國的政治格局。

    而在這個格局中，最突出的就是魯王劉曖以及尚書令張齊賢，雙方甚至有一個明確的分工，張齊賢總理國政，就同太宗皇帝在時一般，負責軍國大事的具體處置執行，只不過，比起當初獲得了更多的議政、決策以及拍板權，當然，效率變低是必然的，因爲衆輔臣也不可能齊心一致，內部總有拉扯。

    而魯王劉曖的作用，則在於偕同衆臣，協調內外廷關係，以及處置諸國、諸族、諸王諸事宜，核心就在一點，他是世祖之子，太宗欽點的輔臣，是代表皇室參與到國家事務，保證帝國政權的穩定，社稷的安全。

    再這樣的背景下，魯王劉曖的身上，也漸漸具備了一定的大義與正統。他的權力與威望在不斷提升，與之相對應，是麻煩與壓力也在不斷積累。

    “攝政王”絕不是一個容易做的位置，說坐在火爐子上烤也不爲過，一個不注意，甚至就是身死族滅，而無葬身之地的下場。

    於魯王劉曖而言，上有天子劉文澎，皇帝年紀是輕，但並不是一個毫不知事的幼主，任何一種莽撞過激的舉措，都能給劉曖帶去巨大的衝擊與麻煩。

    與此同時，在與雍熙輔臣的合作，也隨時有破滅的可能。他們這些太宗老臣，此前能忌憚趙王劉昉，配合着慕容太后將他逼退，當魯王的權威真正樹立起來之後，同樣也不可能無動於衷。

    與此同時，朝廷內外，對魯王與雍熙輔臣把持朝政，權不歸於天子的情況，不滿的情緒乃至聲音也是層出不窮。

    當今天子，乃是正統皇帝，太宗留輔臣，是爲從旁輔弼，而非讓魯王一干人等代行皇權。

    如果說慕容皇太后那一番粗糙、急躁的操作，只是讓人心中不滿的話，那麼“移宮案”後，對於雍熙衆輔臣的指責與攻訐就擺到明面上了，因爲不管怎麼說，那都有“犯上”的嫌疑，即便有“杜絕後宮干政”這麼一條理由，但法理性終究不強。

    慕容太后，終究沒有做到天怒人怨的地步。平心而論，“移宮案”的發生，除了阻止慕容太后進一步折騰大漢中樞之外，對於偌大帝國而言，是沒有更多好處的。

    這件事，事實上削弱朝廷中央的絕對權威，徹底暴露了年輕天子對帝國把控的無能，這是具備重大政治風險的事情，給帝國的運轉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那些級別不夠、接觸不到的階層就不說了，但至少京畿權貴、地方高官，封疆大吏乃至那些封國王們，對此，不說洞若觀火，但至少能有些看法的。

    當然了，以帝國強盛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央權威，以及那套依舊穩定運轉的國家體制，還不至於讓這些人等對朝廷、對中央失去敬畏。

    但是，對於“主弱臣強”，以及“輔臣當政”的局面，卻是發自內心的不滿。

    他們未必對天子劉文澎有多忠誠信服，但事實就是，他們能接受一個少年天子指點江山，對他們發號施令，卻很難容忍有人“代天”行權。

    天子的權力，有法理的解釋，道統的維護，那是世祖、太宗兩代先帝賦予的，年輕也不是那幹輔臣恃權傲上、代行國政的理由。而僅僅依靠一道“太宗遺詔”，一個“輔臣身份”，顯然無法解釋他們輔政以來的所有行爲，可以攻訐的地方很多。

    而這種不滿，顯然也不可能僅僅出於對皇帝的忠誠，對法統的維護，其中必然會夾雜着一些權力與利益之爭。而一旦涉及到這些，那麼矛盾、衝突、鬥爭都是無法規避的。

    可想而知，在太后移宮之後，大漢帝國內部的爭鬥並沒有停下，反而是此起彼伏，愈演愈烈。“還政天子”的呼聲，也從年頭喊到年尾，從春夏喊到秋冬。

    但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劉曖-張齊賢”爲核心的輔臣集團，依舊牢牢地把持着大漢帝國這艘船平穩向前航行。

    這段旅途，當然不可能風平浪靜，甚至波瀾起伏，挑戰迭出。遇到問題，解決問題，問題解決不了，就解決製造問題的人。

    當然，能夠讓他們如此把持朝政，也主要源於兩方面的原因。一則是皇帝劉文澎相對剋制，慕容太后的事給了他相當大的壓力與教訓，即便心懷諸多不滿，也只能暫時忍時待機。

    同時，在羣情相逼之下，“輔臣集團”還是還了一部分權柄與皇帝，政事堂處置的國事都要上呈皇帝批閱，一些事務甚至也能讓皇帝決定。

    只不過一些牽涉重大的問題，皇帝還是沒有拍板權就是了。但有這麼一層妥協在，就還能得一夕之安寧，劉曖等人，也終究不敢真正的、徹底地“挾天子以令諸侯”，那是要遭羣起圍攻的。

    至於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則在於“輔臣集團”畢竟沒有明目張膽地犯上作亂，欺君僭越，又有太宗遺照的背書。同時，他們掌握的實權，通過體制運轉建立的威勢，足夠牢牢地壓制住內外的異聲，那些反對者，即便不乏影響重大者，但在形成合力以前，是很難動搖“劉張”輔政集團的。

    同樣的，這樣一套“輔政模式”，也註定難以長久。首先還是輔臣集團內部的問題，輔臣之間，貴庶之間，以及劉曖與衆臣之間，都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矛盾，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可調合的。

    其二則在於，反對者們之所以難以對劉曖等人造成真正的威脅，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無法形成合力，而在大漢帝國內部，真正能夠整合起衆人，挑戰乃至推翻輔臣當政格局的，有且只有一個人：天子劉文澎。

    對於這一點，認知得不清楚的人，只能做一些無用的攻訐與呻吟，認知清楚的人，也有兩種選擇。少部分採取行動，上奏也好，密諫也罷，總之表忠心的同時，也希望能夠讓皇帝“覺醒”。

    而大部分，卻選擇了保守地等待，這還是皇帝帶來的影響，終究是當今天子，從繼位開始，就沒有一個讓人信服的表現。

    但就是這樣的情勢，帶給劉曖等輔臣的壓力仍是巨大的，他們並不能隔絕皇帝對外的交流通道，左一個皇城司，右一個武德司，即便有一些限制措施，但其深淺，外人誰也不清楚。

    即便當今天子是個“闇弱”之主，真到關鍵時刻，二司仍舊只可能站在皇帝一邊，畢竟是皇權的爪牙，從來都沒有取錯的外號。

    輔臣當政，最大的法理來自太宗遺命，他們所擁有的權威，更多來自於帝國那套延續了六十年的國家管理體制。

    然而，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在於，這套由世祖皇帝注入靈魂的國家社會運轉體制，即便經過太宗的改革完善，其本質依舊是圍繞着皇權，以皇帝爲中心展開的。

    能夠最大程度發揮這套體制威力的，只可能是皇帝。皇帝闇弱時，輔臣尚能攫取一部分權柄，而一旦皇權覺醒反彈，其發揮的第一道威力，劈向的也很可能正是這些“輔政柱國”。

    當然了，天子劉文澎能否覺醒，能掌握幾成本屬於他的權力，能發揮出多少帝國體制的威力，又如何發揮，向何處發揮，這些仍是未知數。

    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由魯王劉曖、尚書令張齊賢主導的大漢輔政格局，不會持續太久，也很難持續太久。

    自世祖、太宗二帝時起養成的帝國性格就不是這樣的，帝國可以有權臣，但必須是皇權下的權臣，這一點，可沒那麼容易改變，至少不可能出現在“後雍熙時代”。

    在世祖登基之初的乾祐早期，倒也勉強出現過類似的局面，只是太過短暫，一干輔臣被世祖迅速收拾得服服帖帖。

    如今，或許只是歷史的重演，只不過，同一場戲，不同的主角，不同的能力，不同的局勢，導致的過程與結果，也難免會出現差異。

    事實上，在大漢出現“輔臣當國”的情況，本身就很矛盾，說到底還是一個“少年”天子的鍋，然而，若無“嫡長制”這根天柱的支撐，朝局或許又是另外一番光景，並且未必就比進入平康時代以來消停多少。

    自古以來，權力傳承交接時期，總是麻煩最多、問題最重的時候，而大漢帝國的情勢，又遠比歷代統一帝國同時期的情況要複雜得多，即便十多年前已然經過了太宗皇帝嗣位的洗禮，在這方面，依舊不算成熟了，至少“少年天子”對於統一的帝國來說一個全新的需要摸索的新模式。

    便是早早給“劉張輔國”斷定了一個沒有多少未來可言的結局，但不可否認的是，至少在平康二年，正式開啓了一段輔政時期的魯王劉曖，達到了他人生的巔峯。

    平庸了五十多年的魯王劉曖，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告訴所有人，他並不平庸。

    偌大的帝國，那麼多如狼似虎的權貴與官僚，那麼多錯綜複雜的關係，那麼多是非與衝突，卻能被居中協調度過一段平穩的時光，這樣的人，豈能是庸才。

    愚其外，而內秀於心，或許才是對魯王劉曖更合適的評價。

    而若是把目光放長遠一些，從更寬、更高的視角，從更長的時間線，從歷史發展、王朝興衰，再來看這段“輔政時代”，卻又具備一定研究價值與意義。

    至少證明了，在皇帝少干預朝政的條件下，國家依舊能夠保持穩定，各項機能依舊能夠平穩地運轉。

    當然了，這個結論，只能在既定歷史條件與特殊歷史時期下得出，並且附加約束較多，對制度、意識與人的要求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