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篇33 雍熙時代

    在蜀亂罪人被集體處刑的同時，也伴隨着對已故劍南布政使潘佑的平反，皇帝劉暘特地降詔，爲之昭雪正名。

    蓋因此前川蜀賊寇猖獗之際，潘佑被劍南以及朝中某些人拿出來做替罪羊，言川蜀之亂，禍起潘佑，千般罪責，悉歸咎於潘佑一身。

    左右人已死了，也沒法自證清白，何況王小波在舉事之初，還打着爲潘佑復仇的旗號，蜀中小民的反應也更加重放大了潘佑的“罪行”。

    彼時，劉暘雖然對於此事洞若觀火，對於那些涌向潘佑的攻訐也感到憤慨，但爲了顧全“大局”，抑或是爲了麻痹那些人，選擇了漠視。

    如今也就導致潘佑不只死不得善終，死後還招致猛烈的攻訐，極其不公的對待，被打爲奸賊亂臣，聲名盡毀。甚至於連累到後人，他那遠嫁他鄉的女兒，都被夫家一封休書趕出家門，流落江湖

    潘佑這個直臣，孤臣，對他劉暘也未必完全認同，但心中實則是存有一份敬意的。對其遭遇，也始終心裏有數，只不過因爲政治上的意圖，一直沒有多作話，哪怕蜀亂平定之後，也一直按而不發。

    直至真正的亂臣賊子被正法，潘佑的正名也就開始了。劉暘讓內閣學士王旦給潘佑寫了一份神道碑文，記敘其忠貞與功勞，不只是恢復名譽，還給了極高的身後待遇，諡號文烈，配享太廟。

    同時，劉暘又下令在成都爲潘佑立碑建祠，以表紀念。還命人將潘佑之女找到，賞賜五百畝田宅，並給她重新找了個良家成親，關懷備至。

    雖然潘佑從來沒有把自己劃入南臣的派系之中，但這些年日益在朝中擡頭的南方官僚尤其是東南官僚，卻始終將其視爲東南利益階層的代言人之一。

    當初朝廷內部對於潘佑的攻訐諉罪，多少也夾雜着一些打壓東南官場的意圖，畢竟經濟、文化大發展轉化成的實力，也難免讓在朝廷佔據主要話語權的北方權貴、官僚、士人感到威脅。

    因此，當皇帝爲潘佑平反的決議傳出後，京畿之內最開心的，正是那一幹南臣，至於其他權貴、官吏以及普通士民，對潘佑可沒有多少感情。

    由江南籍的官員牽頭給潘佑舉行了一場追悼會，內閣大學士、文史界的泰山北斗、東南士林活化石級領袖徐鉉貢獻自己的府邸作爲追悼場所，並以七十九的高齡親自主持，致悼詞，聞訊前往致哀的官吏有很多。

    當然，最引人注目的，還是皇帝劉暘聖躬親至，給潘佑上香，並發表一番動情的講話，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給潘佑做了一個蓋棺定論。

    對於潘佑身後的優渥待遇，朝廷內部不是沒有異議，相反，甚至可以說是怪話連篇。還是因爲皇帝把潘佑捧得太高了，從一介“罪臣”，到流芳百世的“忠臣”，這樣天地倒轉般的變化，即便死者已矣，仍舊讓人難以接受。

    就一個問題，潘佑憑什麼，爲大漢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臣良才，又何止他一個？

    顯然，劉暘如此做法，是蘊含着特殊政治意圖的。比起“忠臣”、“清官”等稱號，潘佑身上最顯著的標誌，也最招人憤恨、厭惡的地方，只有一個：改革干將。

    無他，這個人是真抓實幹，一點餘地都不講，一點也不怕得罪人。太過純粹不能黨同的人，就別想從旁人嘴裏聽到什麼好話。

    而劉暘把潘佑這個“榜樣”樹起來，也是爲了平息蜀亂之後的朝廷內部又一爭論，統歸地稅的改革還要不要繼續。

    川蜀之亂，帶給大漢朝廷的震撼是巨大的，雖然歷史上有無數的記載，匹夫小民爆發出來，會產生多麼大的威力與破壞力，但是，不親身經歷一番，是永遠不會有痛徹醒悟的。

    從叛軍大部被消滅後開始，自洛陽到成都，統治階級都在反思，反思動亂之根源，雖然許多人的認識依舊停留在一種粗淺的表象上，但還是有些有識之士，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見。

    土地問題，稅制問題，貧富問題，監察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個社會運轉機制的問題，要想徹底解決，基本是不可能，法制社會都做不到，何況人治社會。

    然而，作爲帝國的統治階級，掌握着整個社會絕對的話語權與絕大部分的社會資源，卻還是需要有一定覺悟，一絲底線的。

    而蜀中那些權貴，恰恰相反，上忤逆朝廷之命，下無視小民之聲，最終釀成劇變。

    川蜀之亂，給西南的人口、經濟造成了極其重大的損失，可以說是元氣大傷。然而若透過那累累屍骨、血流成河，從長遠來看，似乎也不是沒有任何好處。

    至少，那難沸騰的民怨釋放掉了很大一部分，幾十年的頑固積弊端，經過這麼一番衝擊，也跨倒了，爲朝廷善後改革提供了一片空白與契機。

    曾經肆無忌憚的勳貴、官僚、地主，不得不收起來青面獠牙，至少要學着裝出一副慈眉善目，做些慈善義舉。

    旁戶佃民，也不再是任人魚肉的草芥，無節制的剝削行爲開始得到控制，統治階級學會反思，不敢再完全無視下民的聲音

    當然了，以統治階級的尿性，這樣的思考與悔悟，未必能持續多久，畢竟好了傷疤忘了疼才是自然規律。

    而以慘烈的流血死亡帶來的傷痛，能讓統治階級記住多久，也是其價值體現，雖然怎麼看，都顯得不那麼值，甚至過分悲愴。

    至少，從雍熙二年起，未來的二三十年內，蜀中的社會矛盾會處在一種相對較低的水平，這是大漢帝國統治下任何改革改良都無法做到的。

    而朝廷這邊，開始把蜀亂的教訓，印證着放到其餘道府州縣的糾談匡正上。

    但同樣的，還是有那麼一部分人，不依不饒地，把蜀亂的根本，歸咎於“稅改”上來，用他們的話來說，不改革，循舊制，蜀亂就不會發生。

    而新稅制的執行過程中，出現了那麼多問題與矛盾，已經足以引起朝廷警惕，蜀亂殷鑑在前，不可不慎

    持這番論調者，他們屁股下要拉什麼屎，劉暘心知肚明，因此，給潘佑這個稅改名臣一個隆厚的身後事，就是他的表態。

    至於那些人所提的弊病啊、問題啊什麼，劉暘從雍熙元年秋冬就開始着手解決了，他執拗地認爲，稅改之弊，在於執行不力，在於監管不嚴。

    他選擇通過治吏、明法、濟民來調節，在證明這一套失敗前，他改革之心依舊堅定。

    當然，劉暘也是沒辦法，比起可預想的稅改失敗造成的混亂，他寧肯咬咬牙堅持着這條艱辛的道路上。治國亦如治病，藥也不能亂用、混用.

    未己，皇帝下詔，以開封府尹李沆爲劍南道布政使，以兵部尚書致仕的老臣劉廷翰被再度啓用爲劍南道都指揮使。同時召還招討使楊延昭與護聖軍，奉國軍萬餘人仍駐成都，遣還關內、山南、湖廣、京西諸道兵馬，各有賞賜，由此，川蜀善後諸事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西南軍政最核心的只有三個職位，布政使、都指揮使以及成都知府，如今都換了個遍。

    徐士廉這個成都知府，有效仿乾祐後期之趙普，開寶前期之張雍的意思，這個二十多年前斗膽登聞上告取士不公的士子，正上演着又一樁宦海沉浮、際遇無常的戲碼。

    不得不說，過去幾十年，朝廷雖然一直在吸川蜀的血，但政治地位還是一點沒虧待的。前有向訓、趙匡胤這平蜀的二十四功臣，後有趙普、張雍這等貫穿整個開寶時代，在開寶政治活動中起到突出作用，具備重要歷史地位的名臣。

    他們都與川蜀、西南結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緣，如今，隨着李沆與徐士廉二人站上西南歷史政治舞臺，似乎新的輪迴又開始轉動了

    李沆與徐士廉一樣，都還不滿五十歲，但都曾爲今上近臣，而與徐士廉精彩起伏的際遇不同，李沆的仕途要平順得多，與徐士廉相比，就是純純人生贏家。

    狀元出身，兩代皇帝看重，賢名遠播，在朝卓爾不羣，外放從鄭州知州始，一路升遷至於京畿副使，開封府尹，那些天下官僚升遷的大檻於他而言就像喝水一樣簡單。

    當然，這一切都是基於李沆本身過硬的品幹，否則，以世祖與今上之用人，輪不到李沆爬這麼高。

    另一方面，李沆、徐士廉，都是朝中“壯年派”，又同爲天子舊人，把他們放在劍南，也足表皇帝與朝廷對川蜀的重視之意。

    至於劉廷翰任劍南都指揮使，還另兼西南五道巡檢使，則是劉暘需要在軍事上有一個既可靠、又安心的人物。

    別的不提，劉廷翰資歷威望是綽綽有餘的，畢竟是擔任過樞密使的人物。而如今的大漢軍界，參與過乾祐北伐並立有赫赫戰功的人已經鳳毛麟角了，就連劉廷翰也是白髮蒼蒼，願意重新出來做事，都是皇帝誠心邀請的結果。

    而年近七旬的劉廷翰，還害怕他會對朝廷造成什麼危害嗎？至少其做人做事的能力，能夠讓劉暘安心。

    至於前都指揮使上官正，則以本職致仕，這還是念他在蜀亂之中平叛頗爲賣力的情況下，否則，以他和王氏家族間緊密的交往關係，洛陽南市口那三百多顆人頭中未必沒有他.

    當然，對於西南軍政的調整遠不止這三人三職，只不過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痛定思痛下的皇帝劉暘，是決心要對西南進行一番大整治，大亂之後的恢復期，也實在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操作環境。

    牽一髮而動全身，西南軍政的調整，折射到洛陽，呈現的則是朝堂上一場重大人事變革。

    比如溫國公向德明，以堅守平叛之功，代替高瓊成爲新的兵部尚書，高瓊則調任西北五道巡檢使，檢查西北邊防情況。

    向德明調任的背後，實則還另有隱情，按道理如此急切將之上調中樞是不利於劍南善後諸事的。只是，由於他在劍南任上，打破了太多朝制的約束，尤其是嚴重干涉軍事。

    當然了，由於治世環境下地方主官具備的強大權威，各地一把手對於所在軍事多多少少是有影響力的，但是向德明在成都期間的作爲，還是過分觸發條制，這在世祖皇帝時期可是很犯忌諱的事情。

    即便事急從權，但事後真要追究起來，定個逾制亂法，也是有法可依，有例可循的。

    當然劉暘不是那種不體諒下情的皇帝，因此，在劍南局勢逐漸趨穩，立刻啓動了人事調整，兵部尚書以及物質賞賜足以慰勞其功，同時一個“救急使君”成爲向德明劍南之任的評價似乎也恰到好處了。另外，朝廷在蜀亂平定的議功中，定向德明第一。

    和向德明一般，作爲平定蜀亂的軍事統帥楊延昭還朝之後，級別上升了一級，任侍衛司副都指揮使，嗯，前邊提過，這實際上已是個虛職，掌權的是都虞侯。

    這種明升暗貶的做法，或許有傷功臣之心，因此劉暘又給了大量錢財賞賜。也是楊延昭過於年輕，如今也才四十出頭，劉暘也不可能棄用這個知根知底的將帥之才，依他的打算，在侍衛副帥的位置上待兩年，沉澱一番，自可承擔更重的職權與責任。

    接替楊延昭擔任侍衛司都虞侯的，也不是太意外，河西都指揮使郭儀，至此，楊延昭、李繼隆、郭儀這三個世祖皇帝欽點的“三英”，正式開始成爲大漢軍界中的主角。

    都察使楊業則順勢退居二線，掛着太師頭銜，在府中含飴弄孫，今後人們就得稱之爲“楊太師”了。

    而接替楊業的人，劉暘則選擇讓尚書右丞韓徽擔任，允文允武，資歷深厚的韓“橐相”，有足夠的手腕與資歷，同時，也是對趙匡義的一種制衡。在不斷完善監察體制，加強法制、都察系統權威的背景下，劉暘也不可能放一人獨掌大權。

    與此同時，劉暘終於將張齊賢調任尚書右丞，同時兼任財政使，進一步加強朝堂上“帝黨”的實權。

    至於前財政使張雍，則棲棲遑遑地以本職致仕，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回鄉歸養，沒兩年，便鬱鬱而終。

    作爲開寶功臣中的一員，張雍落得這樣的結局，固然淒涼，然而這也不是毫無徵兆的。川蜀發生那麼嚴重的禍亂，給官府和民間都造成了空前嚴重損失，必須得有人擔責。

    西南那邊，有三百多名罪臣，朝廷這邊，也必須有一個足份量的人，數來數去，只有張雍了！也不需覺得委屈，川蜀的那些官僚之中，確有不少是張雍親自提拔的，也在南市口被斬了。

    至此，大漢朝堂的權力格局又發生巨大變化，中書令劉曖、尚書令呂端、尚書左丞趙匡義、尚書右丞兼財政使張齊賢、樞密使曹彬、都察使韓徽、吏部尚書慕容德豐、兵部尚書向德明，當然，還有遊離於權力中心的趙王劉昉這個參知政事，由這些人，共同構建了大漢上層的權力中樞。

    而與雍熙元年初相比，最大的不同則是，皇帝劉暘的權威更加鞏固了，其正在一步步地徹底掌握屬於皇帝的話語權與主動權。

    在完成朝廷主要人事調整後不久，皇帝劉暘再下詔令，讓全國各道州自查“二倉”倉儲及稅庫情況，同時吏部、財政司、都察院三衙分遣幹員趕赴各地協查。這一道政令，再度讓大漢官場風聲鶴唳，因爲誰都知道這是爲了什麼，這一關也不那麼好過。

    還是在籌集平叛以及後續援蜀物資的過程中，朝廷發現，很多地方都有缺口，根本無法按照朝廷調度需求來。問題嘛，當然出現地方對錢、糧兩項的挪用虧空，乃至盜取上。

    於是藉着這個機會，劉暘當然要開啓中樞對地方財政大權監管的改革，這也是他“雍熙改革”的第二彈，尤其重要。

    同樣的，這個活仍舊不好幹，地方財政挪用虧空是很尋常的事情，如何解決，卻不是那麼容易了。

    憑空讓地方變出錢糧把虧空補上，那當然不現實，因此，加強制度監管，才是主要目的，而在這個過程中，當然要查一查舊賬，追一追那些蠹蟲的罪。

    原本有人提議，給定期限，讓各地官府自填虧空，逾期不滿者，依法論處。這倒是簡單粗暴，但劉暘幾乎不假思索地否決了，經他判斷，這簡直是給各地官員又一項盤剝地方的名義，嘗歪那是必然的，大漢的百姓可是在折騰不起了。

    原本在開寶末期，朝廷財政是平衡之中帶有一定虧空，等到蜀亂之後，從平亂到善後，加上固有的一系列大筆支出，大漢朝廷新一輪的財政拮据又到來了。

    對此，劉暘選擇了“保守治療”，一方面從宮廷到朝廷官府，大力壓縮開支，一方面則加大對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打擊，再一方面則加大外部資源的獲取了。

    爲此，劉暘甚至和南洋的諸侯國們做起了“人口”生意，蜀亂之中被俘的亂民，足有近三十萬，這些人朝廷不敢放任，殺也不可能，白養着又費錢糧，因此只能暫貶於刑徒營服勞役。

    而作爲雍熙仁政之一，劉暘對刑徒營的改革又不可能停止，於是對外輸出再度成爲了一個綜合考量之下的選擇。

    但是，要把三十萬人輸送到海外諸封國，那成本也太過高昂，便是國內可以採用“流徙”的方式，海上總需船隻。

    於是，南洋封國王們“爽快”地表示，他們能承擔，用真金白銀，香料瑪瑙來換。當然，皇帝也是注重吃相的，真金白銀照收，至於其他，則用南洋駐軍的軍費來抵償。

    就這麼，一場對內外都有利的交易達成了，於朝廷而言，輸血的性質並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但去掉的麻煩，省掉的錢糧，就是賺的。

    這似乎也開啓了大漢時代加速對外輸出的浪潮，畢竟，甭管你在帝國內部是罪臣還是叛賊，到了封國，都是人才，都是最寶貴的資源。

    爲此，劉旻、劉曄、劉文淵幾人，也向朝廷提出請求，最終，一番慎重考量後，給安西方向五萬人，劉文淵一萬，同樣，移民成本自己承擔。

    甚至於，劉暘還專門給趙王劉昉的北庭國也送去了一萬多人，主動的，對於這個最特殊的弟弟，劉暘總是給予了一些特殊的關懷。而北庭國那裏，目前正由劉昉長子劉文共經營着。

    精打細算，如履薄冰，也漸漸成爲劉暘在整個雍熙時代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