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5章 萬國來朝

    【萬國來朝】

    在李嗣源時期，南方諸藩與中央漸行漸遠，形成了“五國並立”的局面，但這屬於歷史遺留問題，早就屬於中原王朝的“應收賬款”，而李嗣源更是明智地將其劃爲“壞賬”，從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中直接剔除。只有憤青、愣頭青、熱血青年、權臣安重誨同志不顧一切地要扮演討債公司，強行催債。

    安重誨魯莽而不切實際的做法爲國家和自身都帶來了嚴重的不利後果，這個我們放在後文再談。先只說後唐的當家人——李嗣源。

    後唐的外交勝利離不開綜合實力的支撐，更離不開李嗣源明智而務實的戰略指導思想。李嗣源的外交策略可以用十字箴言來概括：“大國示威容，小藩推恩澤”。

    這是極爲務實的外交十字寶典，正應和“大國沒有主義，小國沒有信譽”，“天朝大國”的民族自信深深烙印在中原文化的骨髓中，“統御萬邦”是我們的民族責任，“萬國來朝”是我們的民族自豪。

    李嗣源之所以開創了“明宗盛世”，與他務實的外交策略密不可分，恩威並施，爲中原王朝打造了相對和平的外部環境。

    與具有強盜基因的西方列強不同，中華民族具有強大的自愈能力和堅韌不拔的自強基因，中華文明的發展從不靠掠奪，而是充分調動勞動人民的生產勞動積極性，所謂艱苦奮鬥、自力更生，中原有着地大物博的資源基礎，擁有龐大的市場需求，也就擁有強大的自我進化能力。所以中國人自古以來就不需要對外侵略。

    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更符合中華民族的自身利益。

    不要片面地以爲中原王朝就因此走向了閉關鎖國。恰恰相反，中國人非常重視鄰居們的發展。和平不是靠祈求和躲避，而是要用智慧和力量去爭取。

    歷朝歷代的史書都會認真地替鄰居們修史，我們對很多周邊民族的認知甚至超過他們自身。在那個時候，周邊很多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字，很難記載本民族的來龍去脈，而中原王朝的史官們則認真走訪調研，用我們的文字把他們的歷史記錄在我們的史書上。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而最讓我們引以爲豪的，則是史書中“萬國來朝”的盛世景象。

    經歷了唐末的動盪紛爭，至李嗣源時期，中原地區動中有靜，在混亂中誕生了新秩序，雖然南方“五國並立”，但中華民族整體趨於動態穩定。於是在《明宗本紀》中，終於出現了久違的盛況（節選李嗣源登基4年半）：

    天成元年（926）：

    4月（李嗣源稱帝當月），渤海國遣使朝貢；

    7月，契丹、渤海國俱遣使朝貢；

    10月，雲南南蠻大鬼主來朝貢；

    天成二年（927）：

    正月，奚部落陀羅支內附；

    2月，新羅遣使朝貢；

    4月，新羅遣使貢方物；

    8月，昆明大鬼主、普露靜王九部落，各派使節，共153人來朝（來進貨的），貢方物；

    天成三年（928）：

    正月，契丹遣使入貢；授吐蕃6人、回鶻4人官職，放還回蕃；

    2月，回鶻遣使進貢；

    3月，冊封回鶻可汗仁喻爲順化可汗；

    4月，韃靼遣使朝貢；

    8月，契丹遣使貢獻（請求釋放戰俘）；

    9月，吐蕃、回鶻遣使貢獻；

    10月，突厥首領張慕進來朝貢；

    11月，吐蕃遣使朝貢；

    天成四年（929）

    4月，契丹遣使朝貢（請求領回契丹烈士遺骸）；

    8月，黑水國遣使朝貢；吐谷渾首領念公山來朝貢；高麗王王建遣使進貢；党項首領朝貢；韃靼來朝貢；

    長興元年（930）

    2月，黑水國遣使朝貢；

    5月，回鶻遣使進貢；

    8月，生吐渾內附；

    12月，回鶻遣使朝貢。

    其中需要說明的是：天成元年（926）11月，渤海國就被契丹滅掉，所以從此以後再無“渤海國入貢”的記載；天成四年（929）4月，下詔禁止党項諸藩進京貢馬，而改由邊境海關接收，所以西部的國際友人的記載也大幅減少；重要的鄰居——契丹，屢吃敗仗，在朝貢的時候最迫切的訴求是兩個：開埠通商；歸還戰俘（活的和死的）。

    另在長興元年（930），翰林學士劉煦上奏了一道重要奏章：請求廢除科舉考試中的“詩、賦”，只試麻制、答蕃書、批答。由五道大題削減爲三道大題。爲考生減負。

    正是這道奏章，使得“唐詩三百首”沒有延續爲“唐詩五百首”或“五代三百首”。前文說過，唐詩之所以繁盛，質量數量雙豐收，得益於當時的科舉考試，“詩”、“賦”佔有相當大的分量，跟我們的“英語”一樣重要，所以但凡唐朝的官員，無論金榜題名的、還是名落孫山的，都能吟詠一番。

    劉煦的一道奏摺，對科舉取士做了小小的改革，“詩”、“賦”不再是必考科目，所以唸書人也就不用每日平平仄仄了。

    如此一來，“答蕃書”的分量就加重了，也側面反映出了明宗一朝的外交事務日益繁重，國家真正急需的不是吟詩作賦的人才，而是外交人才。

    另外多提一句的是，這位劉煦同志，就是《舊唐書》的名譽主編。

    在與契丹的外交關係上，李嗣源時期的中原暫時處於上風，不僅盧文進、張希崇棄暗投明，連遼太祖的長子、前皇儲耶律倍都棄國來投奔，讓後唐賺了短線的吆喝、長線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這位耶律倍也當了一回“賣國賊”。

    這位“東丹囚徒”在李嗣源這裏受到了空前的禮遇（天子禮），冰火兩重天的刺激讓耶律倍失了分寸，激動之餘，先進獻了三枚大遼印信，繼而進獻了契丹地圖。

    獻印，只是一種務虛的表明態度、姿態，而獻地圖，則是實實在在地賣國了。

    耶律倍獻地圖，在《明宗本紀》中有明確記載，而《遼史》中卻不見記載。也許契丹人並不知道耶律倍的賣國行爲，或者有意迴避、美化，因爲耶律德光死後，耶律倍的長子耶律阮即位，史稱遼世宗，他必然要對老爹進行一定的包裝。

    面對“四夷來王”的盛況，李嗣源的內心深處還是保持了相當的冷靜的。“小藩”們只求小恩小惠，原本就不是外交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大藩（契丹）暫居下風，卻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才是後唐外交工作的重點和難點。

    而李嗣源最大的難點則是朝廷內部——權臣安重誨，這位憨直而又熱血的憤青，不僅把國內藩鎮們搞得雞飛狗跳，甚至敢於插手最爲敏感的一個話題——立儲。

    安重誨將爲他的魯莽和無知付出慘痛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