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不用秦制的人,只能維持一個相對失敗的國家
類別:
網遊競技
作者:
正統大汗阿里不鴿字數:4057更新時間:24/06/27 03:40:05
紫帳汗國現在推行的曆法,是剛建帳的時候,以元朝《授時歷》爲基礎,進行改編的。
而且,這個改編,其實也就是做一些名稱的本地化,把一月改成雅努斯之月什麼的。畢竟那會兒,紫帳汗國的文治水平,也不足以做什麼。
不過,授時歷其實也比較早了。這部立法還是元初製作的,當時元朝剛剛滅掉南宋,忽必烈就命令許衡等人,收編南宋的歷算官吏,基於南宋的《成天歷》,制定新的曆法。
從《授時歷》制定到紫帳汗國採用它,有六七十年;到現在,已經有一百多年了,至少郭康覺得,確實有點長。要換做尋常的中原王朝,應該早就大修乃至重置了。
曆法本身,就是需要經常進行修訂的。像兩宋三百年,重新制定的曆法就有十部。不過這年頭大家文化水平都有限,連明朝自己,也只是把《授時歷》改了個名叫《大統歷》,然後就一直擺爛下去了。所以,這麼用着,暫時也沒有太大問題。
能做到這一點,估計還是因爲授時歷底子好。當年,爲了制定這部曆法,主持測量的學者郭守敬等人,向忽必烈上書,說當年大唐開元年間,僧一行等人在全國設立13處觀測點,收集天文數據,用於制定大衍曆。現在大元疆域,已經超過了大唐,應該進行更大規模的觀測,以獲得更精確的數據。
元初衆人,都有個奇怪的情結,就是什麼都喜歡和大唐比,忽必烈就是裏面帶頭的那個。看到這個建議,就很高興,當即批准下來。在忽必烈的支持下,郭守敬等人設立了27個觀測所,向東進入朝鮮半島,向西進入河西;最南的觀測所深入大海,設置在了南海的島嶼之上,最北的觀測所超過了北海,來到了西伯利亞腹地,史稱“四海測驗”。在這個基礎上,經過三年的努力,完成了授時歷的編訂。
這部曆法的精準度,和三百年後的格里高利歷相同,而格里高利歷就是後世一直沿襲的公曆。歷史上,用到明末那會兒,曆法才開始出現明顯的差錯。
雖然這會兒還是定義上的“古代”,但數學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其實也是越來越快的。授時歷制定時的觀測工具和算法,也不如後世的先進。但大元確實太大了,四海測驗獲得的大量數據起到了力大磚飛的效果,把整體誤差給壓下去了。
當然,光有曆法還不行,關鍵是如何普及。
農業這東西,在後人眼中,往往一種很土、很低端的工作。進行農業活動的人,一般也是保守、落後、愚昧的形象。但在這個時代,農業毫無疑問是個技術含量很高的工作。最多也只能說,它的上限和下限差別巨大,而絕大部分地方顯然都和這個上限無關,其原因也是因爲技術不足。
沒有人生下來就具備生產的技能,種田當然也不是天生就會的。哪怕是斯拉夫人,也得跟着長輩進行學習。而且,技術越高,需要學習的東西就越複雜。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再是僅靠簡單的口耳相傳就能學會,也不是只靠自己摸索就行的了。這些系統的知識,必須有專門的人研究,經過專門的整理,然後讓大家學習,才能儘可能地提高效率。
相反,在缺乏知識的情況下,農業水平可以落後到一個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英國近代的所謂農業革命,就起始於當地人學會了先用木棍在地上戳個洞,然後再放種子。這其實就是“刀耕火種”裏頭那個刀耕,但是沒人教的話大家就是不會。至於農業革命的核心,則是18世紀後期,出現的鐵犁和播種車。
在這種西漢農具普及之前,當地人就是只會用手,將種子直接撒在簡單翻作過的土地上。手藝好的農夫可以撒的相對均勻,而大部分人撒播之後,種子都會因爲坑坑窪窪的地面而聚集起來。
等莊稼長出來後,並不是人們印象中一排排,一壟壟,整整齊齊的樣子,而是雜亂無章,不但密度不勻,不同植株之間也會互相干擾,導致通風不好,採光不均勻,澆水的效率也很低。
結果就是,連同一塊地的莊稼,成熟的時間都能差個幾天。到收穫的時候,也顧不上,只好把一些未長熟的莊稼一起收割上來。而且這種耕種方法,也使得播種者幾乎無法除草——當然了,把地種成這個樣子,莊稼的狀態本來也就和野草差不多了。反正英格蘭人和斯拉夫人一樣,都是字面意義上的食草民族,啃點野草也是食物了。
這種條件下,當地農業水平自然也低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糧食收種比常年停留在1∶2到1∶4的水平。寫成唐詩,就是“春種一粒粟,秋收兩顆子”,真餓死了可能才是正常情況……
別說平民,連貴族都儘可能不想在島上待,因爲那裏的物質條件一直過於窮酸。當年,基輔大公“智者”雅羅斯拉夫執政的時候,曾經安排公主與英格蘭聯姻。不過老大公一直關心女兒的狀況,後來還專門寫信給她,說英格蘭的伙食似乎很糟糕,問她能否習慣。能讓羅斯人都覺得吃的太差,可見當時那邊是個什麼鬼情況。
所以,要提高農業的水平,首要的就是傳播知識。曆法也是這些知識中的一部分。
像現在這個村子,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教堂和學堂。這裏不止是舉行祭祀和教育小孩,也是傳播各種重要知識的場所。
自古以來,地方官員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勸農”。所謂勸農,不止是獎勵和督促種田,很大一部分工作內容,是宣稱朝廷政策,推廣效率更高的農業技術。因爲哪怕有先進技術,如果無法普及也是沒有用的。而只靠民間自發傳播的話,推廣的速度會非常遲緩。所以,官府必須主動介入,進行宣傳和教授。
哪怕是制度鬆弛的元朝,都有《通制條格》之類的官方文件,規定農田、水利、樹藝、漁畜、教育等各種農業政策和規範,寫明各種作物應該怎麼種、種多少合適之類的事項,連如何搭配的問題,都要細緻地進行籌劃和規定。哪怕缺乏對基層的管理能力,這些事情也不能不做,因爲在傳統意識裏,這就是朝廷應該做的事情。你不做,那就可能有別人來做了……
當然,想要真正落實這些,切實提高農業的效率,就確實需要一個有力的執行體系了。更直白地說,朝廷需要能穩定地管理到地方,而且影響力越深入基層,越能把這些技術貫徹下去,就越能提高效率。
在古典時代,還需要極限動員的時候,這些規定就更加細緻。秦國的法令裏,連一塊田地播種時,不同作物各自要多少種子,官府都有明確的數據,要求民衆儘量遵守。
當然,這種方式,對朝廷和官吏的能力,也有很高的要求,放在地中海這邊,就想都別想了。
英格蘭人後來甚至總結出了一個奇怪的結論,認爲應該主動推動兼併,這樣,有錢有地的大地主才能進行集中管理,有條件採用更好的器械,推行技術革新。
但實際上,推行技術革新,管理當地農業,本來是官府的工作。農戶無力採購的牲畜和農具,也是官府租借乃至直接下發的。這都是戰國時代就有的政策,也不知道爲什麼就是學不會。而常年把官府的工作丟給貴族和豪紳,結果可想而知。
到了21世紀,英格蘭人終於能做到1∶30的小麥收種比,達到漢朝樣板田的水平了……
哪怕考慮到地理問題,能混到這種份上,也只能說,這幫人實在是菜到離譜了。說到底,還是官府制度出了大問題,一直以來,就沒有建立過一個秦漢式政權的經驗。這種非常失敗的結果,也是缺少秦制導致的。
因爲一個制度或者政策,說得再好聽,也得有落實的能力的才行。在這方面,秦漢自己都有缺陷,實際表現比理論設計差了很多,更何況那些連理論都沒有的地方。
比如曆法,制定好之後,皇帝一般會下令天下頒行。但這年頭沒有廣播也沒有網絡,到底怎麼頒行,讓大家都知道,就是個最基本的問題。
當年朱元璋稱吳王的時候,劉伯溫等人就進獻——或者說抄了份《授時歷》給他,這就是最早的《大統歷》。一開始,朱元璋命人進行印刷,只收工本費,出售給百姓。後來北伐的時候,朱元璋覺得哪怕這樣都太貴了,索性宣佈不要錢了,直接白送。
就這樣,《大統歷》隨着北伐軍隊,迅速深入民間。雖然和元朝的曆法其實就是一個東西,但元朝的曆法發不下來,他這個卻能發下來,結果是新曆法立刻受到了北方平民和基層文人的歡迎,在和曆法相關的“正朔”問題上,直接搶佔了優勢。這個合法性爭奪的背後,其實就是元明兩個政權,執行能力的區別。
甚至在外交上也是如此。周圍的小國,是沒有能力制定曆法的,結果是各個有農業的國家,也必須從中央王朝獲取曆書,這種“頒歷”和“受歷”,也成了正統性和外交關係的標誌。給藩屬國頒佈曆書,也是朝廷的重要的重要工作,像明朝的福建布政司,每年都要印刷一批新日曆,給琉球送過去。要不然人家就沒得用。
而一旦中原這邊不更新了,大家也都一起遭殃。當初唐穆宗的時候,頒佈了一部《宣明歷》。再之後,唐朝陷入日益嚴重的混亂,無力再推行新的曆法,之後的各個割據政權,也沒有足夠的實力和影響力再頒佈一部通行各國的曆法。結果,宣明歷就在朝鮮半島用了將近五百年,在日本用了八百多年,哪怕積累出很大誤差也沒辦法……
當然,在紫帳汗國這邊,情況就更離譜,曆法的推行甚至伴隨着語言的推行。
由於長期的儒家教育,塞里斯民間有大量基層知識分子,哪怕在元朝,都有大量的社學存在。但在這邊,那是真的沒有。
郭康估計,當年紫帳汗國能十分堅定地執行驅逐本地貴族,分田給普通村民的政策,也有這個原因。要是在中原,像這樣做反而很難,因爲總得招攬一些當地豪右,幫忙進行管理,否則,建立政權的成本就太高了,而且在建立的過程中,也容易被這些在各方面有勢力的人集體反對,因此走向失敗。
但東歐這邊,地方貴族基本上都是文盲,連紫帳汗國對於基層管理者的各項基本要求,都履行不了。而且,當地長期混戰,領主彼此拉幫結派,如同一盤散沙,也沒有多大勢力。這樣的豪強貴族,可謂百無一用,連詔安的必要都沒有了。只能全靠自己,新建一個能進行有效管理的行政系統——因爲之前,這邊根本就不存在這種東西。
這地方,各種語言又很多,當地人互相也經常不能聽懂。紫帳汗國的文化水平,其實也就那樣,讓他們整理各地那些千奇百怪的方言,然後寫下來,他們也沒這個本事。所以,如何寫下來,讓當地人看懂,汗廷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最後,他們乾脆換個思路:漢字寫的曆法,我直接放這兒不改了,然後給所有人教漢字,誰學得好,誰先用得了……
從實際情況看,紫帳汗國根本沒有精力,去有意識地禁絕某種語言、但隨着地區的統一,很多鄉間的語言還是日益被同化,越來越像那些較大的分支。而大語言,也混入了大量漢語詞彙,直接使用漢語的人也越來越多。
因爲完全不會漢語的人,等於沒法接觸這些更完善的知識、聽不懂農官的講解,也看不懂相關的書籍和公告。哪怕不考慮軍中前途,他們自然也就在競爭中處於劣勢。
像他們現在這個村子,連原來的保加利亞語名字,都被遺忘了。因爲村子正式形成,其實是郭蓋安葬在這裏、郭氏在此處立廟之後。原本居住在此的村民,也只是定居者的一部分,因爲當年汗廷在這裏組織軍團農莊的時候,也安排了一些懂技術、會認字的老兵過來,和當地人一起開墾,形成了這個新村莊。
現在,它的名字,就叫“相公廟”村。哪怕漢語不怎麼熟練的當地人,也用這個發音來稱呼。這樣的現象,在羅馬尼亞地區,可以說到處都是,汗廷的管理體系,也就和這些相互依存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