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六章 最自然的選擇方式（求月票）

    眼看他倆又要爭起來，郭康趕緊插話。

    “這件事，主要還是古人地理知識不夠完善的原因。”他提醒道：“很多時候，我們對於距離的感性理解，其實是有點問題的。”

    “比如，看過漢書的人，應該都知道李廣利徵大宛的事情。大宛就在現在的費爾干納，而它的都城貴山城，到長安和到我們大都，直線距離是差不多的。”

    “我們都知道，亞歷山大是向東方進發最遠的人。但他經過的，基本都是富庶的波斯腹地，還有波斯人歷代維持的大道可以使用。而從出了玉門關之後，到大宛之前，一路上除了荒地，就只有一些態度曖昧的城邦了。考慮路途上的環境差異，亞歷山大的難度其實小了很多。”

    “但實際上，單次行軍就超過亞歷山大一生的李廣利，在那個時代只能算個二流將領。除了這一次，也就沒有多少說得上的事蹟了。”

    “所以你看，大家對於距離的理解，其實根本不是一回事。塞里斯人認爲是‘鄰邦’間的戰爭，在這邊，已經遠得要到世界盡頭了。”

    “而且，這種事情也遠不止一次。漢、唐、遼、元、明，都能發起跨越大漠的遠征，動輒追擊數千裏。”

    “除了少數例外，這就是個普遍現象。連治理混亂、持續時間不長的元朝，都能向北過鄂爾渾河，登狼居胥山；向西攻入中亞，兵鋒直抵怛羅斯河谷，在漠北和西域來回與蒙古叛王交戰。所以，這其實不是什麼罕有的事情，而是一種常態。”

    聽到他這麼解釋，朱文奎和小讓娜都點了點頭。

    郭康也鬆了口氣。

    這個世界的地圖，還比較簡陋，想查詢具體的距離，除非有大家很熟悉的過往案例，否則確實是件頗爲困難的事情。

    當然，哪怕在有地圖的時代，很多印象其實也偏的厲害……

    比如大家都知道，莫斯科相對歐洲，是位置很偏遠的地方。如果一個人，從後世柏林的國會大廈出發，要走將近1800公里，才能走到莫斯科紅場。很多歐洲人花費了一生，都沒能走到地方。

    相應地，如果從長安城出發，走1800公里，其實還沒出玉門關呢。

    所以，這種事情，也就沒法強求了。

    “這麼一看，中原核心區離世界其他地方，真的很遙遠。”朱文奎也感慨道：“要不是現在海路發達了很多，恐怕真的很難有什麼往來。”

    “與其說遙遠，不如說離得近的都沒了。”郭康想了想，換了個說法：“可以叫做‘文明十字路口’的地方其實很多，河南不也是這種十字路口麼。”

    “但要是把幾條街的鄰居全都砍死了，然後宣稱自己是‘孤獨的文明’、‘沒有臨近文明做交流對象’，那其他人只會覺得你這傢伙太兇殘了……”

    他說中原文明其實是個集合體，也不是瞎吹。這地方在四五千年前，就是人類各種社會形態的大型試驗場了。

    簡單來說，後世華夏人選擇的那種世俗化父系氏族社會的形態，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是在各地突然出現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這片大地上什麼都有。

    在前後一千多年的時間裏，世俗化的父系氏族、母系氏族、宗教主導的小家庭社會、宗教主導的氏族社會……一大堆不同的組織方式共同存在，而且頻繁發生衝突乃至戰爭。

    比如母系氏族，通過後世更深入的研究，已經可以確定，這種制度並不是人類發展的必經階段。它和其他組織方式一樣，是選項之一，和其他制度是並存的。

    和傳統印象不同，這也不是“母權社會”，而是“舅權社會”，或者說是舅甥繼承制的社會。它也不是一些宣傳中，那種女性主導的“和平溫和”的世界。相反，母系氏族也相當兇悍，經常向外擴張——或者說，不兇悍的氏族，在那個時代的中原根本就過不下去。

    現實中，有些氏族是從母系變爲父系，不過同樣也有先父系再母系的。另一些氏族，比如中原地區，則從來沒有出現過母系氏族的跡象。他們那邊的婦女地位和“母系遺風”估計也沒什麼關係，可能單純就是戰爭打的太瘋了，必須全員都組織起來，所以產生了這種現象。

    而最後，重視現世、淡化宗教的父系氏族成爲文明的絕對主流，其實也是很簡單的原因——打到最後，就剩他了。這種普遍實驗、然後打出一個贏家的方式，此後似乎也成了固定的套路，直到近現代都能看到。

    歷代的文明，都是血海中殺出來的狠人，不到只剩一個是不會罷休的。在其他地方，幾乎沒有這麼激烈的選擇方式。不過這些話題，他暫時還沒法給人做具體論證了。

    古人其實也有“考古”。比如著名的竹書紀年，就是晉人意外地從戰國古墓中得到，整理編訂出來的。

    中原歷史太長，這種古人考古先人，後人再考古古人的事情，也不是個例。算上考證訓詁，就更多了——爲了考證《尚書》真僞，這幫人從漢朝爭到清朝。等於爲了一千年前的典籍，足足又吵了兩千年。全世界也就這邊能找到這種事情了……

    郭康在這邊，天天假借亞里士多德的名號，以此編造理由，就相對簡單很多。因爲絕大部分歐洲研究者，看到的都是至少三手的亞里士多德著作，早就沒法考證原典了。

    連希臘本地，遺存都很有限。因爲當時，研究亞里士多德的中心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所以希臘學者也很無奈，因爲他們知道，自己手裏只有亞聖著作的一部分。郭康哪怕這麼折騰，也從來沒翻車過。

    但另一方面，雖然如今已經有研究金石學，乃至鑽研上古文字的文人，但那邊整體的水平還是很原始，基本上還是個人愛好的性質。讓現在的明朝去系統地發掘古代遺址，要求還是太高了。

    目前，郭康只是想辦法，以追溯文明起源的名義，把一批落魄老貴族打發去克里特島，讓他們考古去了。反正這地方歷史上就是被西歐人挖的，而那些破壞力極強的早期“考古學家”，可能都不如宋朝文人的水平……

    西歐人並沒有對希臘手下留情過。在他前世，希臘和埃及才是譴責英法掠奪文物最積極的國家，塞里斯跟他倆相比，都是受害比較輕的那一批了。

    就是因爲見得多了，郭康才經常懷疑，“歐洲人聲稱自己是希臘文化的繼承人”，到底是西歐的共識，還是部分西歐學者的觀點，還是部分塞里斯人自己認爲的西歐人的觀點。

    這會兒，他去雅典，還能看到完整的帕特農神廟，裏頭也還有東西——因爲它本來不是空的，是後來英國人額爾金把裏頭的好東西給拆光了，受損的部分則燒成石灰，用來建造新建築。

    爲了這件事，希臘人和英國人一直爭來爭去。一些英國人不承認這是劫掠，而是說，這些文物在英國才能受到更好的保護，所以是合理的。這個可能也是通用的說法。

    另一些人則譴責這種搶劫行爲，認爲“我國代表掠奪那些被土耳其人和其他野蠻人視爲神聖的物品，這似乎是致命的”——這個其他野蠻人，當然就是指希臘人了。

    希臘老貴族再怎麼說，也是相對比較懂行的。起碼不會比原本歷史上那些西歐人更糟糕了。

    (本章完)